幻灯二

读书笔记,三十篇(爱护秦岭儿童画2022.3读书笔记)

《创新者》

对IT革命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是数学,而不是其他什么特定的技术,这是作者一个新奇的观点。世界上最早试图制造计算机以解决复杂问题(微积分中的差分)的是数学家巴贝奇,而影响他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则是大诗人拜伦勋爵的女儿埃达·洛夫莱斯,一位对数学痴迷的贵妇名媛。

对计算机技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有两个人,冯·诺依曼和图灵,他们都是数学家。前者提出了使用至今的计算机的系统结构,后者划定了可以计算的问题的边界。图灵的很多灵感来自冯·诺依曼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一书;另一个给予图灵很大启发的是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图灵顺着他的思路,想清楚了可计算性理论,这成为今天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另一位对计算机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香农,他设计了数字逻辑电路,并用它实现了具体的计算。今天的集成电路,无论多么复杂,里面基本的单元都是香农的逻辑电路。可以讲,将一切问题变成数学问题是过去两个世纪IT革命的核心。

我发现数字时代的真正创新都是来自那些能够将人文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人,这点让我感到十分意外。他们信奉美感的重要性。“小时候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适合读文科的人,但我喜欢电子设备。”这是乔布斯在我着手筹备他的传记时对我说的一番话,“后来我读到我的偶像,宝丽来创始人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的一些话,他谈到了那些站在人文和科学交叉口的人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定要成为那样的人。”正是这些在人文和科学交叉口游刃自如的人创造了人机共生的关系,这也是本书的精髓所在。

跟数字时代的许多方面一样,创新来自人文与科学的交汇处这种观点也不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就是在人文与科学之间激发创意的典范。而在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工作出现瓶颈时,爱因斯坦会拿出自己的小提琴演奏莫扎特的乐曲,直到他能重新找到“天体的和谐旋律”为止。

第一章
 埃达·洛夫莱斯伯爵夫人

诗意科学

作为诗人拜伦勋爵的唯一合法子嗣,埃达继承了父亲的浪漫精神,但她母亲却试图通过数学教育来抑制她身上的这种特质。埃达将这两者结合的产物称为“诗意科学”(poetical science),她很喜欢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对数字的着迷联系在一起。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包括她的父亲,浪漫主义时期的细腻感性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狂热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埃达却能在这两个时代之间游刃自如。

查尔斯·巴贝奇和他的机器

巴贝奇在1834年想出了一个通用型计算机器的概念,这种机器可以根据预先设计好的指令进行各种不同的运算。它在执行一项任务的过程中可以被切换到另外一项任务,它甚至可以根据临时的计算结果自动切换任务(按照巴贝奇的说法是改变“工作模式”)。巴贝奇将这台构想中的机器命名为分析机(Analytical Engine)。他的理念足足领先了他所处的时代一百年的时间。这台分析机正是埃达·洛夫莱斯所说的“组合能力”(Combining Faculty)的产物,这是她在那篇讨论想象力的随笔中提到的概念。巴贝奇在设计这台机器的时候结合了在其他领域出现的创新,这是许多伟大发明家都会采用的一种技巧。他原来是使用打上尖钉的金属鼓轮来控制转轴的运作,不过他后来也跟埃达一样详细地研究了自动纺织机的工作原理。这种纺织机是由法国人约瑟夫–玛丽·雅卡尔在1801年发明的,它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丝织产业。纺织机在提花时会使用针钩提起特定的经线,然后横杆会向前推动经线下方的纬线。雅卡尔发明了一种使用打孔卡片来控制上述流程的方法。卡片上的孔可以决定针钩和横杆在每一轮编织的动作,从而实现复杂图案的自动提花。梭子每织出一层纬线都需要使用一张新的打孔卡片。

1836年6月30日,巴贝奇在自己的“草稿本”上写下了一句话:“建议使用雅卡尔纺织机替代鼓轮。”这句话是开启计算机历史的里程碑。将金属鼓轮换成打孔卡片意味着可以输入无限数量的指令,而且还可以更改任务执行的顺序,从而降低了设计可重复编程的通用型计算机器的难度。

这种远见将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概念:任何内容、数据或者信息(音乐、文本、图像、数量、符号、声音、视频)都可以采用数字形式来表达,并由机器进行处理。即便是巴贝奇也无法完整看到这些,因为他关注的只是数字。但是埃达认识到这些齿轮上的数字可以用来表示数学数量以外的东西。因此她完成了一次概念上的飞跃——从简单的计算器上升到我们现代的计算机。

根据这份图表及其生成伯努利数的复杂过程,埃达的仰慕者们把她尊称为“世界首位计算机程序员”。

工业革命的基础是两个简单而重要的概念。创新者们想出了一些可以简化工作的方法,他们将工作细分成可以通过流水线完成的更为简单和琐碎的任务。然后,发明家们开始从纺织业中找到使用机器完成工作步骤的方法,其中有很多工作都由蒸汽机提供动力。以帕斯卡和莱布尼茨的想法为基础,巴贝奇尝试在生产计算结果的过程中同时应用这两个概念,制作出一台机械计算机器,这是现代计算机的前身。他最重大的概念飞跃是这种机器不一定只能执行一种操作,而是可以使用打孔卡片进行编程和重新编程。埃达看到了这个诱人的概念带来的好处和意义,并从中得出了一个更为令人兴奋的想法:这种机器不仅可以处理数字,还可以处理任何能用符号表示的事项。

一直以来,埃达·洛夫莱斯都被人们称颂为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和计算机先驱。例如,美国国防部将其高级面向对象编程语言命名为“埃达”(Ada)。然而,她的狂妄自大和反复无常也一直遭人诟病,还有人认为她为那份署上她名字的“注解”只做出了少量的贡献。她在这份“注解”中写了一段关于差分机的描述,而这番话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她毁誉参半的名声:“我们在思考一个新的问题时总会出现这样的趋势:首先,高估我们已有的特别或重要发现;然后,自然而然地低估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

事实上,埃达做出的贡献不但意义深远,而且鼓舞人心。她窥见未来的能力已经超过了巴贝奇,以及任何一个与她处于同一时代的人。她眼中的未来是机器会成为人类想象力的伙伴,这两者的结合可以编织出如雅卡尔提花一样精美的图案。她对诗意科学的理解让她能够欣赏一种想象中的计算机器,虽然当时的科学水平无法实现这种设备的建造,但是埃达认识到了它的处理能力可以用于任意形式的信息。因此,埃达·洛夫莱斯伯爵夫人确实帮助播下了数字时代的种子,它们将在100年之后开花结果。

第二章 计算机

霍尔瑞斯从火车售票员的验票方式当中得到了启发。当时的售票员会在车票的不同位置打孔,以此来表示每位乘客的特征(性别、近似身高、年龄和发色等)。根据这个方式,霍尔瑞斯设计了一种12行、24列的打孔卡片,用于记录人口普查数据当中每个人的显著特征。制作好的打孔卡片会被放入由多个水银凹槽组成的网格和一组装有弹簧的探针之间,这些探针会在卡片穿孔位置与下方的水银形成闭合电路。这个装置不仅可以统计原始数据的总和,还可以记录不同特征的组合,例如已婚男性或者外籍女性的数量。在使用了霍尔瑞斯发明的制表机之后,1890年人口普查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远低于之前的8年时间。这是人类首次使用电路进行大规模信息处理的案例。霍尔瑞斯后来成立的公司在经过一系列的并购重组之后,于1924年成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Corporation),简称IBM。

在舍伯恩的最后一年里,图灵获得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奖学金,他在1931年入读这个学院学习数学。他用这笔奖学金买了三本书,其中一本是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所著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The Mathematical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冯·诺依曼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杰出数学家,这位计算机设计先驱对图灵以后的人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图灵对量子物理学核心的数学原理特别感兴趣,这种数学原理描述的是在亚原子层面发生的事件会如何受到统计概率的控制,而不是那些使用必然性定义事物的原理。图灵(至少在年轻时)相信处于亚原子层面的不确定性使得人类可以实现自由意志——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能否实现自由意志似乎是一个可以用于区分人类和机器的特征。换句话说,由于发生在亚原子层面的事件不是预先确定的,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方式才得以有无限的可能。他在一封写给莫科姆母亲的信中解释道:

在过去,科学界往往认为,如果我们完全了解了某一时刻的宇宙,就能预测它会在未来发生的所有事情。这个观点来源于天文预测方面取得的成功。然而,现代科学得出的结论是,当我们在讨论原子和电子时,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的确切状态,因为我们的测量工具本身就是由原子和电子组成的。于是,能够知道宇宙确切状态这一观点在微观尺度上必须被推翻。那么这就意味着“由于日食等天文现象可以预先确定,因此我们的行为也能预先确定”这一理论也是不可信的。我们拥有某种意识,能够控制一部分或者整个大脑的原子的活动。

此后图灵一直在钻研这个问题:人类大脑与确定性机器之间是否存在根本区别?他后来逐步得出的结论是,人与机器的界线要比他原来想象中的更为模糊。

ENIAC战争会促进科学的发展。纵观历史,无论是古希腊建造的投石车,还是列奥纳多·达·芬奇成为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麾下的军事工程师,我们都能从中看出军事需求一直都在推动技术的进步,这点在20世纪中叶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个时代最为顶尖的技术成就(计算机、原子能、雷达和互联网)都是战争催生的产物。

美国在1941年12月正式加入“二战”,战争的需要使得美国有充足的动力为莫奇利和埃克特正在研发的机器提供资助。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位于阿伯丁试验场的陆军军械部当时得到了一项军方指派的任务——为美国输送到欧洲的火炮武器制作记录发射角设置的说明书。为了实现精确的瞄准,这些火炮的弹道表需要考虑数百项发射条件,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高度和火药的种类等。

仅仅针对一种火炮发射的一种炮弹,它的弹道表制作就需要通过微分方程组计算三千条弹道。这项工作通常会使用万尼瓦尔·布什在麻省理工学院发明的微分分析机来完成。这台机器的计算工作需要超过170个人的协助,这些被称为“计算员”(computer)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女性。为了求解这些方程,他们需要在桌面加法机上进行繁复的操作。这项工作召集了全国各地的女性数学专业学生来完成。尽管如此,仅仅为了计算一个弹道表就要花费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到了1942年夏天,这样的计算进度显然已经越来越跟不上战事的需求,导致美军的部分火炮出现了无法使用的情况。

莫奇利在当年8月写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其中提出了一个可以帮助军方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这份将会改变计算机发展历史的备忘录的题目是“高速真空管设备的计算应用”。莫奇利在备忘录中为他和埃克特希望建造的机器请求资助:这是一台使用真空管电路的数字电子计算机,它可以求解微分方程和进行其他的数学计算。他表示,“如果这种机器能够采用电子元件,它们的计算速度将会得到大幅提升。”他预计一个弹道可以在“100秒”之内计算完成。

虽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院长们没有被莫奇利的备忘录打动,但它确实吸引了这所大学的驻派陆军军官的注意力。时年29岁的赫尔曼·戈德斯坦中尉(HermanGoldstine,不久后被提升为上尉)曾经担任密歇根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当时的任务是提升弹道表的制作速度,他已经为此派遣了同为数学家的妻子阿黛尔到全美各地招揽人才,动员更多的女性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计算员队伍当中。在看到了莫奇利的备忘录之后,他相信这项任务可以有更好的完成方式。

虽然ENIAC是一台数字化的计算机,但它没有采用二进制系统(只使用0和1两个数字),而是选择了十进制系统,它采用的计数器是带有十个数字的。从这点来看,ENIAC还不算是一台现代的计算机。除此之外,它比阿塔纳索夫、楚泽、艾肯和斯蒂比兹制作的机器都要先进。在使用了一项叫作“条件分支”(埃达·洛夫莱斯曾在一个世纪之前描述过的概念)的功能之后,它可以根据临时的计算结果在程序当中进行跳转。它还可以重复执行用于完成常见任务的代码块,这项功能被称为“子程序”。“我们可以使用子程序,以及子程序的子程序。”埃克特解释道。当莫奇利提出这项功能的时候,“我立刻意识到这个想法将会是整台机器的关键”,埃克特回忆道。[插图]经过了一年的建造工作之后,莫奇利和埃克特在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日前后开始对ENIAC的前两个组件进行测试,这个部分相当于计划建成机器的六分之一。他们先从一个简单的乘法问题开始测试,在看到它生成了正确的答案之后,他们同时发出了一声欢呼。不过这个建造项目又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ENIAC在1945年11月开始全面投入运作。它当时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进行5 000次加减法运算,这个运算速度要比之前发明的计算机快100倍。它的长度为100英尺,高为8英尺,占地面积相当于一间普通的三居室公寓。它的重量接近30吨,机器内部含有17 468个真空管。相比之下,阿塔纳索夫和贝瑞的计算机当时仍在艾奥瓦州的一个地下室中苟延残喘,它的大小相当于一张书桌,它内含的真空管数量仅为300个,而且每秒只能进行30次加减法运算。

布莱切利园

其实英国早在1943年年底就已经成功制作出了一台含有真空管的电子计算机。不过这在当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项目,而且它在30年之后才被公之于世。这个项目是在布莱切利镇(距离伦敦西北45英里)的一座维多利亚式红砖庄园中进行的。英国政府当时召集了一批天才和工程师,让他们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进行德军密码的破解工作。这台被称为“巨人”(Colossus)的计算机是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化和部分可编程的计算机。由于它是针对一项专门的任务而建造的,所以它不是一台通用型或者“图灵完备”的计算机,不过它身上确实体现了艾伦·图灵的烙印。图灵在1936年秋天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密码和密码学,他当时已经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而且刚刚完成了《论可计算数》的写作。他在当年10月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兴趣。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图灵越来越担心英国与德国开战的可能性,所以他变得更加专注于对密码学的研究,也不太关心是否要利用这项技术来赚钱了。1937年年底,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大楼的机械车间制作了一台初步完成的编码机,它可以将文字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然后利用机电继电器开关将得出的加密信息乘以一个庞大的秘密数字,生成一段几乎不可能被破解的密码。

这就意味着远在ENIAC之前(它直到1945年11月才完全投入运作),英国的密码破译员就已经制作出了一台完全电子化和数字化(真正采用二进制)的计算机。在1944年6月制成的改进版巨人计算机甚至可以实现部分的条件分支功能。但是跟含有10倍真空管数量的ENIAC不一样的是,巨人计算机只是一种专门用于破译密码的机器,而不是通用型的计算机。由于它的可编程性有限,所以它也不能像ENIAC那样(在理论上)可以根据指令执行所有类型的计算任务。

那么,究竟是谁发明了计算机?

如果要评判计算机先驱们对计算机发明所做的贡献,我们应该先找出能够定义计算机本质的特点。从最普遍的意义来说,计算机的定义可以包括从算盘到iPhone(苹果公司的手机)之间的各种设备。但如果从数字革命的诞生历史来看,我们应该遵循现代语言对计算机的定义,比如:“一台可编程,通常是电子化的设备,能够储存、检索和处理数据。”(韦氏词典)“一台能够以特定形式接收信息(数据),并按照一组既定而可变的程序性指令(程序)执行一系列运算,最后生成结果的电子设备。”(牛津英语词典)“一台能够通过编程自动执行一系列算术或逻辑运算的通用型设备。”(维基百科,2014)也就是说,典型的计算机是一台电子化、通用型和可编程的机器。那么究竟哪一台机器最有资格被称为第一台计算机呢?

乔治·斯蒂比兹的K模型在1937年11月诞生于一张厨房桌子上。贝尔实验室在1940年1月将这个模型制作成一台完整的机器。它是一台二进制的计算机,而且是第一台被远程使用的同类设备。但是它采用了机电继电器,因此它不是完全电子化的设备。它还是一台专用型的计算机,而且不能进行编程。康拉德·

楚泽的Z3计算机在1941年5月完成,它是第一台自动控制、可编程、电子化和二进制的机器。它的设计用途是解决工程学的问题,所以它不是一台通用型的机器。但它后来被证明是一台在理论上图灵完备的机器。它和现代计算机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一台机电设备,需要依靠缓慢的继电器开关运作,而不是采用电子元件。它的另外一个缺点是一直没有完全投入使用。它在1943年盟军对柏林的一次空袭当中被炸毁了。

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设计的计算机在1942年9月已经完成制作,但它还不是一台完全可行的机器。当时阿塔纳索夫需要进入海军服役,所以他只能搁置这个项目。它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但它只采用了部分的电子元件。它在加减法装置中使用了真空管,但是它的储存和数据检索功能是通过机械鼓轮实现的。如果以第一台现代计算机的标准来评价的话,它的其他主要缺点是不可编程和用途单一,它是为了求解线性方程这个专门的任务而制造的。另外,阿塔纳索夫一直无法完全运作它,而且它后来还被废弃在艾奥瓦州州立大学的地下室中。

布莱切利园的巨人一号计算机由麦克斯·纽曼和汤米·弗劳尔斯(得到了艾伦·图灵提供的意见)完成于1943年12月。它是第一台完全电子化、可编程和可运作的数字计算机。然而它不是一台通用型或者图灵完备的机器,它是专门用于破译德军密码的。

霍华德·艾肯和IBM合作建造的计算机——哈佛马克一号在1944年5月投入运作。这是一台可编程的计算机,这点我们会在下一章看到,但它只是一台不含电子元件的机电设备。

第三章 编程

格雷斯·霍珀

从查尔斯·巴贝奇开始,发明计算机的男性都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机器的硬件上。然而,率先看到编程的重要性的却是在“二战”期间参与计算机工作的女性——就像是曾经的埃达·洛夫莱斯一样。她们研究出了编码计算机指令的方法,这些指令可以控制硬件执行的操作。这种软件内含的神奇配方可以让计算机实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功能。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编程先驱当属格雷斯·霍珀,一位勇敢、果断而且富有人格魅力的美国海军军官。

她的一项长处是能够将现实世界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这是她在瓦萨学院任教的时候就拥有的能力),然后使用机器能够理解的指令表达出来。“我曾经学习过关于海洋学、扫雷、雷管、近炸引信和生物医药等各个领域的词汇。”她解释道,“如果要解决某个领域的问题,我们必须学习相关的专业词汇。我可以随意转换自己的用词,例如我可以和程序员进行非常技术性的交流,然后在几个小时之后使用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用词向上级陈述同样的内容。”创新需要清晰的表达能力。

每次到了要测试记录程序的打孔纸带的时候,马克一号的团队成员都会拿出一张跪垫,一起面朝东方祈祷他们的程序可以运行起来——这本来只是一次玩笑,不过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仪式。

此外,她的团队还提出了程序故障(bug)和调试排错(debugging)这两个术语。哈佛马克二号(Mark II)计算机被放置在一座没有安装纱窗的大楼里面。一天晚上,这台机器突然出现故障,工作人员马上开始查找问题的所在。他们发现有一只翼展达4英寸的蛾子卡在了机器的一个机电继电器里面。他们将这只蛾子取了出来,并用胶带把它黏贴在工作日志上面。“面板F(蛾子)在继电器中,”日志上的记录写道,“这是首次发现虫子(bug)的情况。”从此以后,他们就将排除故障的工作称为“为机器除虫”(debugging the machine)。

令霍珀感到欣慰的是,站在这场编程革命的最前沿的人都是女性。

ENIAC的女程序员

所有负责建造ENIAC硬件的工程师都是男性。然而有这么一群女性,准确来说是六位女性,她们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历程中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不过历史对她们的重视却不如那些男性工程师。当ENIAC于1945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建造的时候,设计者认为它会用于进行不断重复的特定计算,例如利用不同的变量来确定导弹的轨道。但是战争的结束意味着这台机器将要用于其他类型的计算(声波、天气模式和新型原子弹的爆炸威力等),ENIAC需要经常进行重新编程才能完成这些任务。

重新编程ENIAC的工作需要手动切换凌乱不堪的线缆和重置各种开关。编程最初被认为是一项例行公事,甚至是低等的工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编程工作会交给女性负责的原因,因为当时的思想并不鼓励女性成为工程师。然而这群为ENIAC编程的女性很快就证明了计算机的编程工作可以达到和硬件设计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男性工程师们在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一个事实。

时至2011年,琼·詹宁斯·巴尔提克在去世前不久还自豪地回顾了她们的成就——创造出第一台通用型计算机的程序员都是女性:“尽管我们那个时代的女性通常只有非常有限的就业机会,但我们还是帮助开创了计算机的时代。”她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当时有许多女性都具备数学知识,而且计算机的发展需要她们的技能。不过这其实也是一个挺有讽刺意味的事实:负责硬件工程的大男孩们认为组装硬件是最为重要的任务,所以这应该是男人的工作。“当年美国的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性别歧视比现在还要严重,”詹宁斯说道,“如果ENIAC项目的领导们事先知道编程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它可以达到的复杂性,他们可能不会如此放心地将这项重要工作交给女性完成。”

第七章 互联网

交互式计算机、直观界面和高速网络让我们看到人与计算机是如何在一种协作关系中共事的,利克莱德还设想了一些防空系统之外的人机协作方式。他开始谈论一种“真正的SAGE系统”,这种系统不仅能连接防空中心,而且能连接“思维中心”,能把巨大的知识库融汇在一起,让人们通过友好的显示控制台与之互动——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数字世界。这些思想为利克莱德196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人机共生》的论文奠定了基础,这是战后科技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他写道:“我们的期望是,用不了多少年,人脑和计算机就能紧密地配合,两者的结合体能够以人脑从未尝试过的方式思考,并能以现有信息处理机所未曾尝试过的方式处理数据。”这段话值得反复读,因为它已成为数字时代影响深远的概念之一。

利克莱德赞同诺伯特·威纳建立在人机密切合作基础上的控制论,而不是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马文·明斯基和约翰·麦卡锡那样积极寻找人工智能,要创造出能够自主学习并模仿人类认知的机器。利克莱德解释说,明智的研究目标应该是创造一种人机“合作决策”的环境。换句话说,人与机器能够互补。他说:“人来制定目标,拟定假设,确定标准并进行评估。计算机将做一些必需的例行工作,为技术和科学思考中的洞见和决策做必要的准备。”

巴兰提出了两大重要思想,他从1960年开始发表文章,介绍这些思想。他的第一大思想是,网络不应该建成集中式,不应该有控制所有交换和路由的主要枢纽。网络更不应该像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电话系统或主要航空公司的航线图一样建成简单的分布式,把控制权交给许多区域枢纽。如果敌军占领了这些枢纽中的一部分,整个系统就有可能瘫痪。控制权应该实现完全的分散。换句话说,每一个节点在交换和路由数据流时应该拥有同等地位。这将成为互联网的最根本特征,这种坚不可摧的特质会让互联网赋予个人力量,并使网络成为反抗中央控制的工具。

巴兰绘制了一个看起来像渔网一样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所有节点都有权路由流量,而且每个节点都与其他几个节点相连接。如果其中哪个节点被破坏,流量只要通过其他路径路由即可。巴兰解释说:“没有中央控制,每个节点都执行简单的本地路由策略。”他发现,哪怕每个节点只有三到四个连接,系统也会拥有几乎无限的恢复能力和生存能力。他说:“只需要三到四个富余连接,就能让网络的稳固性接近理论极值。”

巴兰说:“在确定增强网络稳固性的方法之后,接下来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信号通过这种渔网式的网络。”他的第二个思想由此形成,即把数据分割为标准尺寸的小模块。可将一条信息分拆为许多个这类模块,每个模块都通过网络节点,经由不同的路径传输,等它们到达终点时再被重新组合起来。他写道:“一个通用标准化信息块的大小也许是1 024比特。多数信息块可传输任何种类的数据,其余的信息块将包含辅助信息,比如错误检测和路由数据。”

第八章 个人电脑

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当艾伦·凯到施乐PARC接受正式面试时,面试官问他希望在那儿取得什么样的重要成就。他回答说:“一台个人电脑。”面试官请他详细解释一下,于是他拿起一个笔记本大小的文件夹,打开封面说:“假设这是一个平板显示器。下面会有一个键盘,还有充足的能力来存储你的邮件、文件、音乐、艺术作品和书籍。所有东西都可以放进这么大的封包里,重量只有几磅。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的面试官挠着头自言自语说:“恩,对。”凯最终被录用了。

眼睛闪闪发光,蓄着俏皮胡须的凯在同事们眼中是个不安分的人,而他也确实如此。他恶作剧似地不断呼吁一家复印机公司的高管为儿童开发一款友好的小型计算机。施乐的企业规划主管唐·彭德里(Don Pendery)是个不苟言笑的新英格兰人,他可谓是哈佛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所说的“创新者拦路虎”的化身:他认为未来充满了神秘莫测的生物,这些生物有可能吞噬施乐的复印机业务。他不断让凯和其他人评估可预测公司未来走向的“趋势”。在一次令人恼火的会议上,凯(凯常常出口成章,他脱口而出的想法就像是为维基语录量身定做的一样)不禁反驳了一句:“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未来。”[插图]这句名言后来成了PARC的信条。

凯为Dynabook写了一篇题为《一款适合各年龄儿童的个人电脑》的说明,这篇说明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产品提案,但主要是一份宣言。他在开头援引了埃达·洛夫莱斯那句影响深远的真知灼见之言,讲述如何利用计算机进行创造性工作:“分析机织出代数模型,恰似雅卡尔的提花织机织出花朵和绿叶。”在描述儿童(所有年龄段)如何使用Dynabook时,凯的主张是,应将个人电脑主要作为增强个人创造力的工具,而不是促进协作的联网终端。

微-软1975年夏天,当盖茨来到阿尔伯克基时,他和艾伦还在根据与埃德·罗伯茨达成的口头协议为Altair供应BASIC软件。而盖茨坚持签署一份正式协议。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同意将该软件授权给MITS使用10年,与每台Altair电脑捆绑销售,每份软件收取30美元的使用费。盖茨在谈判中争取到了两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协议条款。他坚持让自己和艾伦保留软件的所有权;MITS只拥有获得该软件使用许可的权利。他还要求MITS“尽最大努力”再许可其他计算机生产商使用软件,并与盖茨和艾伦分成。这为盖茨6年后与IBM达成的协议树立了先例。他说:“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的软件在许多种计算机上运行,这样一来,定义市场的就是我们,而不是硬件生产商。”

现在他们要为自己的公司取一个名字。他们设想了几种方案,其中包括“艾伦&盖茨”,但他们觉得这名字听起来太像律师事务所。最终,他们选择了一个不算特别精彩或鼓舞人心,但足以传达他们在为微型计算机写软件这层意思的名称。在与MITS签署的最终协议中,他们自称为“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以‘微–软’为名称经营”。他们当时唯一的产品的源代码中有一行署名:“微–软BASIC:非运行时部分由保罗·艾伦编写。运行时部分由比尔·盖茨编写。数学包由蒙特·达维多夫编写。”在几年之后,公司名称又简化为“微软”。

乔布斯的忧虑在1983年11月成为现实,当时距麦金塔的推出还有两个月时间,而盖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曼哈顿的皇宫酒店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他宣布微软正在开发一款以图形用户界面为特色,面向IBM个人电脑及类似产品的新型操作系统。该系统将被称为Windows。

不过,Windows最终还是一步步占据了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它的设计更加出色,而是因为商业模式更胜一筹。到1990年,微软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到2000年更是高达95%。在乔布斯看来,微软的成功象征着世界运转方式中的审美缺陷。他后来表示:“微软的唯一问题时,他们没有品位,一点品位也没有。我不是针对某个小的方面,而是从宏观角度来说的。他们没有原创思想,也没有在产品中融入很好的文化元素。”

微软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该公司愿意并渴望将其操作系统授权给任何硬件生产商。而苹果则选择了一种一体化路线。该公司的硬件只能与其软件兼容,反之亦然。乔布斯是一个艺术家和完美主义者,因此,他是个控制狂,想要彻头彻尾地掌控用户体验。苹果的策略缔造出了更优美的产品、更高的利润率和更非凡的用户体验。微软的策略则让人们拥有了更多的硬件选择空间。事实证明,这也是一种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更好方式。

永远的埃达

2013年底,《纽约时报》报道了“一项即将颠覆数字世界的研究进展”,这项进展“可能会实现新一代的人工智能系统,它们将会拥有一些对于人类来说轻而易举的功能:视觉、语言、听觉、寻路、操纵和控制”。这些用词会让人想起《纽约时报》在1958年对感知机的报道(“它将可以行走、说话、视物、写作、自我繁殖,而且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是复制人类大脑神经网络运作模式的另外一次尝试。正如《纽约时报》所描述的,“这种新的计算方式的基础是生物神经系统,具体来说是神经元对刺激的反应以及神经元之间通过连接转译信息的方式。”[插图]IBM和高通均公布了开发“神经形态”(neuromorphic)计算机处理器的计划,还有一个叫作“人类大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的欧洲研究委员会也宣称自己已经研制出一种神经形态微型芯片,这种芯片含有“5 000万个塑料突触和20万个仿真神经元模型,所有这些元件都被安放在一个8英寸的硅片上。”这轮新闻报道也许确实意味着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会在几十年之后出现。“我们一直都在关注机器还不能做的事情——下象棋、驾驶汽车、翻译语言,而当机器有能力做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清单上的项目一一划去,”蒂姆·伯纳斯–李说道,“终有一天,我们可以把清单上的最后一行划去。”

这些最新的研究进展甚至会导致“奇点”(singularity)的出现,这是由冯·诺依曼创造的一个术语,并在未来学家雷·库茨韦尔(Ray Kurzweil)和科幻作家弗诺·文奇(Vernor Vinge)的推广之下深入人心。“奇点”一词可以用来描述计算机的智慧开始超越人类的时刻,届时它们将能够通过自我完善而变得越来越智能,因此就不再需要依赖人类。文奇表示这种情况到2030年将会出现。

首先,创新是一个协作过程。与孤独天才的灵光一闪相比,创新更多是来自团队协作。历史上每一个创意活跃的时代都是如此。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都有专门进行协同工作的机构和用于分享想法的网络。而对于数字时代来说,团队协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重要。即便是那些参与发明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天才们,他们的大部分成就也都是通过团队协作取得的。就如罗伯特·诺伊斯一样,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一群人会更倾向于成为公理会的牧师,而不是孤独的先知;成为合唱歌手,而不是独唱者。

数字时代的创新团队有三种组织方式。第一种是通过政府的资助和统筹,这是早期计算机(巨人、ENIAC)和网络(阿帕网)的开发团队采用的组织方式。私营企业是组建协作团队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情况会出现在大型企业的研究中心,例如贝尔实验室和施乐PARC。第三种是依靠人们不求回报地分享想法和做出贡献的志愿者项目。

拉里·佩奇也有相同的看法:“最优秀的领导人是对工程和产品设计理解得最为深刻的人。

数字革命的下一阶段将会涌现出更多将技术融入创意产业的方式,它们将会进一步改变媒体、时尚、音乐、娱乐、教育、文学和艺术等各个行业。之前的第一轮数字创新大潮主要是将旧酒(书籍、报纸、杂志、歌曲、电视节目、电影)装到数字化的新瓶里面,而全新的平台、服务和社交网络将会为个人想象力和集体创造力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角色扮演游戏和互动游戏正与协作的叙事方式和增强现实技术结合起来。这种技术与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终将催生出全新的表现形式和媒体类型。

这种创新将来自那些能够为工程实现美感、为技术赋予人性、为处理器注入诗意的人。也就是说,创新将会来自埃达·洛夫莱斯的精神继承者——这群创新者会在艺术和科学的交叉口上大显身手,他们身上的叛逆精神和好奇心会向他们展现出艺术和科学的绝妙之处。

《大话中国艺术史》

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什么是“诗意的世界”呢?当我们在某一个瞬间从现实世界中短暂抽离,游走于山水画卷之中,徜徉于浓淡笔墨的字里行间……当我们活在当下,却分明跨越了时空,看见了无数的世界,拥有了不同的人生……这,就是艺术的意义。

陶器时代

在陶器诞生以前,人们所使用的器物,不管是石头的还是木头的,即便经过打磨,也都是天然物。但陶器,是人们用黏土加水,干燥后经火焙烧,让物体产生质的变化而形成的。这是人类历史上首种人工材料,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

五代及宋朝艺术 黄金时代

宋朝在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首都东京(今开封)人口百万,也是当时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有一种说法是,宋朝鼎盛时期的GDP,占到了全世界的1/5以上。

同时,宋朝还取消了唐朝把居民区和商业区划分的“坊市制”,使商业活动和居民生活融为一体;皇帝还废除了宵禁,让宋朝的夜生活一度无比丰富。这就使得宋朝的商业和小手工业蓬勃发展,艺术也不再是帝王将相和王公贵族的私有产物。我们在这一章节,将和你一起感受中国艺术在这个黄金时期里的巅峰之作。同时你还能看到,当艺术走入成熟,它将分裂出更细致的类别、流派和风格,甚至,成为后世沿袭和创作的榜样。我们先来说说人物画。在传承唐代余脉的基础上,五代和宋朝人物画的题材范围又有所扩大,宗教神话、历史故事、文人生活等都成了绘画的主题。人们开始喜欢画罗汉、画观音。

但你知道吗,这个时代里最最精彩的,其实不是人物画。而是花鸟和山水。这是一个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巅峰时代。我们先说山水画。山水画里有两大体系: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宋朝以前,原本青绿山水是主流,从隋朝展子虔到唐朝李思训、李昭道再到北宋的王希孟和赵伯驹,然后,就没了。青绿山水自宋朝以后,再无顶流。一直到800年后的张大千。而取代青绿山水成为文人心头所爱的,是水墨山水。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颜料也多了,反而这帮人不爱画“带色儿”的山水画了。他们只用墨。而且他们认为,即使是墨,也有“焦、浓、重、淡、清”五色。而这个潮流的逆转,是从五代十国开始的。

皴法是古代画家处理物体明暗关系的一种技法,它可以很好地表现山水中树木、山石的脉络、纹理、质地和凹凸等。它有点像西方素描画里的排线。隋唐以前的山水画,大多“空勾无皴”,线条勾勒出山石的形状,然后填色,因此你会觉得它看起来好像很平面,没什么立体感(参见李昭道《春山行旅图》)。等到了五代时期,“皴染俱备”,皴法慢慢定型和发展,这也让中国山水画真正地走向成熟。

现在,我们基本把五代及宋朝一些比较重要的山水画说了一遍,也通过对比各种皴法,了解到艺术家们在画山水的时候的不同技巧。正是因为有了皴法,山水才有了立体感。如果你留心观察自然的话,就会发现,虽然古人只用了墨色,着笔也不一定多,但他们在画布上表现的山,和我们在自然里看到的山,简直太神似了。

还有一位对花鸟画有重大影响的画家,就是宋徽宗。他特别偏爱花鸟画,《宣和画谱》记录了他收藏的花鸟画就达2786件,占到了《宣和画谱》全部藏品的近一半。而他自己的花鸟画,也是一绝。他还首创了诗、书、画、印结合的方式,让后世文人墨客在方寸之间可以花式展示自己的“高雅”。

宋徽宗 手把手教您怎么开一家艺术学院兼整垮一家上市公司

宋徽宗究竟有多厉害呢?

南宋邓椿在《画继》的开卷第一句便是:“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也就是说,宋徽宗在艺术界,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他是中国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全才。

书法,直接开创了一种字体,瘦金体。

绘画,山水、花鸟、人物,做到了前无古人,也很少有后来者的无所不会,无所不精。

诗词,在宫体诗、道乐诗的创作领域都进行了突破和拓展。

他还精通音律,对于金石考古、制瓷饮茶方面也有颇为深入的研究。

但,这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国之君,宋徽宗带动了整个国家艺术氛围的发展。他创办了宣和画院,相当于皇家美术学院,自己当院长,在民间选拔优秀的苗子。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画下《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画下《千里江山图》的王希孟,画下《万壑松风图》的李唐,全部都算是他的门生。不仅如此,宋徽宗组织编撰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都是后世美术史研究的珍贵典籍。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人生至死是少年!

宋代郭熙在他的画论《林泉高致》里,提到了中国山水画的“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这个理论影响了后世山水画的创作。但凡做到其中一种,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像范宽,用“高远”完成了《溪山行旅图》,王蒙用“深远”完成《青卞隐居图》,倪瓒用“平远”完成《渔庄秋霁图》。

但18岁的王希孟却说:我!都!要!让我们用爬山的经历,来一起走进这幅画,看看王希孟的“三远”。

首先我们来到山脚下,抬头望去,山峦雄峰像一个巨人横亘在我们面前。我们感叹山之高大,人之渺小,我们折服于大自然雄奇的力量。这就是他的“高远”,强调的是山的高度。

紧接着,我们往山里头走去。层峦叠嶂的山,让我们一眼望不到尽头。疯长的树林、隐秘的房屋,这山里似乎有太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这是“深远”,强调的是山的深度。

终于,我们爬到了山顶。一眼望去,远山如眉,开阔明亮。隔着江,我们看到远处的群山与地平线连成一片,渐渐消失在雾霭烟云中。这是“平远”,强调的是山的广度。

对于18岁的少年王希孟而言,人生根本没有减法。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长卷画是“散点透视”,就像是你在游览的过程中,从不同角度、不同时间去观察自然一样。所以,观看中国长卷画的最佳方式就是——近看、远看、走着看、停下来看……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因为不管你怎么看,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赵孟頫

赵孟頫对中国艺术史的贡献,就在于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上接晋唐和两宋的光辉,下启元明清三代艺术的审美。

赵孟頫开辟了一种“以技入道”的艺术学习路径,让后来者有章可循。另外,作为一个超级学霸,他不仅擅长楷书和行书,其他字体也是一流,可以说是非常全能了。因此,后世学习书法,都绕不开赵孟頫。他的字,在朝鲜和日本都非常流行。

他简化和拓展了王羲之的笔法,让后人更容易学习。也正因为此,清朝钱泳才会在《书学》里说他的字“施之翰牍,无出其右”,意思就是,赵孟頫的字,用来作为公文写作的范本,没有人能超过他。

《中国人史纲》

二 河流·湖泊

在对中国全部疆域有一个概括的印象之后,让我们分门别类地介绍它各方面的形态,这些形态构成舞台的全部地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基础。首先介绍中国历史上几条重要的河流。

黑龙江 全长四千三百七十公里,但在中国境内和流经中国跟俄罗斯边境的只有三千四百二十公里。它是中国最北的水道,流域面积达一百八十四万三千方公里(包括国境以外面积),一年中有六个月的结冰期,河面像钢铁一样,重型坦克车可以任意在上面驰骋。不过在古代中国史上却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直到十四世纪才跟中国接触,十七世纪才随着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的入主中国,像嫁妆一样并入中国版图。它的最大支流松花江,全长一千九百二十七公里,十世纪时称混同江,为契丹人和契丹人建立的辽帝国的主要渔猎河道,名震一时。

黄河 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七十五万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河流。古中国文明就在这个流域上发生和成长,大部分历史也都在这个流域上演出。这条中国第二大河,发源于青海的巴颜喀拉山,成一个“几”字形状,向东注入渤海。凡是河流,几乎都具备若干利益,如航行、渔产、灌溉。只有黄河,对它两岸的居民,帮助很少而伤害很大。

长江 中国第一大河,也是世界第三大河,全长六千三百公里,流域面积一百八十万方公里。跟黄河相反,长江是一条欢愉的和慈悲的河,凡河流应有的利益,它无不具备,但在历史上却出现较迟。当黄河流域已达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平时,长江流域还是一片蛮荒。长江的地理背景比黄河更适于产生文明,而两条巨河又相距甚近,我们不知道什么契机使中国文明发生在黄河,而不发生在长江,这恐怕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大的困惑之一。但长江一旦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就把中国疆土拦腰切断。三世纪时一位身兼文学家的皇帝曹丕曾说过:“上天创造长江,就是要把中国分割为南北。”习惯上长江以北称北方、华北,或北中国;长江以南称南方、江南、华南,或南中国。很多建都在北方的王朝,一旦受到更北方沙漠地带游牧民族的攻击,抵抗失败时,往往逃到南方,在长江的保护下苟延残喘。游牧民族虽然精于马上功夫,但对船只却一筹莫展,在他们无法渡过广阔长江的情势之下,只好承认南北对峙之局。而逃到江南的残余政权,却从没有一个能够奋发反击的,也只好接受半壁河山的事实。有名的三百年大分裂时代和一百余年宋金两大帝国对抗,就是由长江的汹涌波涛,僵持而成。

珠江 事实上它本身只有八十公里,但它拥有西江、东江、北江三大支流,而以西江作为主干,全长两千一百九十七公里,流域面积四十五万方公里。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最晚,流经的又多半是不能发生政治经济影响的蛮荒地区。它的重要性在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显现。

三 山

中国极西边界上的帕米尔高原,是亚洲的群山之母,她向四方繁衍出她的儿孙。这些儿孙,每一个都具有无比的雄姿。在中国境内部分,我们分为两项介绍:一是山脉,一是山岳。

山脉,指连续起伏,显而可见的峰峦系统。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山脉是太行山脉,起自北京的西北,止于南方的黄河北岸。地质学家说,太行山之东,太古时候原是大海,北京、天津一些城市所在区域,都在海底。大概公元前四十世纪或三十世纪,才冲积成为海拔仅二十余米的广大原野,称为大陆泽或河北平原,构成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主峰小五台山,海拔两千八百八十二米。太行山之西,是平均高度一千米以上的高原,称山西高原,构成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太行山脉的平均高度一千五百米,适足以隔断河北平原上的战争不能西进,也成为战乱时代难民们的避难所在。太行山南北长八百余公里,只有八个仅可容身的峡谷,以沟通河北平原跟山西高原,世人称之为“太行八陉”,形势险要,被形容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太行山仍在国防上做过伟大贡献。

秦岭 横亘在古都西安之南,跟渭河平行,主脉东西七百公里,主峰太白山高度三千七百六十七米。主脉平均高度两千五百米,比太行山要高一千米。它的峻峭而惊险的岭谷,有效地把中国中部隔断。它的尾巴跟淮河的头部遥遥相接,连成一条我们所称的“秦岭——淮河线”,作为中国本部南北的分界。秦岭以北跟淮河以北,属于华北地理的和人文的系统。秦岭以南跟淮河以南,属于江南地理的和人文的系统。秦岭拥有古中国最著名的“栈道”工程,在悬崖绝壁上,凿洞插杆,上铺木板,作为穿越山脉的道路。若干使历史扭转方向的战役,就是由于战胜的一方能控制栈道的缘故。

桐柏山和大别山 它们事实上是秦岭山脉的尾巴,错综相连,横卧在淮河跟长江之间,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侵入华北大平原时,华夏人的最后防线,过此便直抵长江。它们是长江的前卫,大分裂时代和金、宋二帝国对抗时代,退缩到长江之南的残余王朝,即靠此二山作为缓冲。此二山如果落入敌人之手,长江之北的重镇如襄阳(湖北襄樊)、汉口(湖北武汉长江北岸),便无法拒守。长江天险,即丧失一半。

祁连山 横亘在新疆的天山跟中国地理中心兰州之间,绵延一千公里,平均高度在四千米以上。公元前后,北方是匈奴人,南方是羌人,所以它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担任隔绝这两大边地民族结合的任务。匈奴所居的山北一带,水草茂盛,被称为河西走廊,是匈奴汗国唯一可从事农业的富饶地区。位于甘肃永昌的胭脂山,是祁连山群峰之一,出产高级化妆品胭脂。公元前二世纪时,河西走廊归附中国,匈奴人悲歌说:“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匈奴汗国从此转衰。

阴山 主脉横亘在黄河“几”字形的北岸,即河套之北,绵延六百公里,高度在一千至两千米之间。是从前以农业为主的华夏民族,跟以游牧为主的一些游牧民族的最北分界线。阴山之北,因雨量稀少和风沙的侵袭——几乎山脚下就是瀚海沙漠群,古代那种简陋的农业生产技术,无法生根。以致华夏人的屯垦只限于阴山山脉之南,唯一的希望就是游牧民族到此止步。所以唐王朝诗人所说的“不教胡马度阴山”,遂成为歌颂将军们伟大功绩的标准。

昆仑山 长达两千公里,帕米尔母亲的长子,以五千米至七千米高度的无比雄姿,从母亲怀抱中,向东方奔驰,北侧是海拔仅一千米的塔里木盆地,南侧则跟喜马拉雅山共同筑成世界屋顶。昆仑山于十八世纪才永远地纳入中国版图,但它是中国神话中最古老的仙山。据说,山上有一位法术高强的美貌仙女,名王母娘娘。公元前二十二世纪时,她曾把一包长生不死的仙药,赠送给当时夏王朝第六任君王后羿。公元前十世纪时,周王朝第五任国王姬满,也曾驾着有神性的马车,从当时的首都镐京(陕西西安)出发,一夜间奔驰三千公里,到达昆仑山,跟她相会。神话学家为了使人确信不疑,还肯定地说,那一年是公元前986年,正是西方世界希伯来国王大卫王在位的年代。

喜马拉雅山 它是全世界无人不知的终年都被积雪覆盖着的巨山,跟北方的昆仑山和东方的大雪山,共同筑成世界屋顶,包括古吐蕃王国的全部疆土,广达二百三十万方公里,不仅面积广袤,而且海拔极高,平均六千米。假如把世界缩小为一个普通城市,这个高原就像唯一的一座五十层高的巨楼,矗立在最高只有三十层,而绝大多数只有一层二层的矮小的群屋之间。从巨楼向下,可以俯视世界每一个角落。喜马拉雅山的主峰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位于中国跟尼泊尔之间,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米——恰如在五十层高楼上再矗起一个三十八层高的铁塔。喜马拉雅山隔断了中国跟印度的交通,蒙古帝国的创造者铁木真,就因恐惧它的高度,而不敢穿越。十八世纪英国征服印度后,虽野心勃勃地企图北进,也因喜马拉雅山的危险山道和稀薄空气,使积极的军事行动发生困难。现在虽然已是核子武器时代,但它仍是中国西南边疆的保护神。

五岭 事实上它不是一个整体的和完整的大山脉,只是如其名称所示的五个独立的山脉。从西到东,断续连绵约一千公里,像一弯上弦的新月,排列在江南地区的腰部,因之也被称为南岭山脉。最西是广西全州的越城岭,次西是湖南道县的都庞岭,中间是湖南江华的萌渚岭,第四是湖南郴县的骑田岭,最东是江西大余的大庾岭。它们连成一个乱山系统,作为长江流域跟珠江流域的界碑,也作为中国极南疆土与长江流域交通的最大障碍。公元前三世纪时,秦王朝嬴政大帝的远征兵团在大庾岭上凿出一条山道,中国势力才开始到达珠江流域以及越南北部。

山岳,指山脉中特殊的峰峦。

中国历史上有五个重要的山岳,称为五岳。在神话中,它由巨神盘古的头部和四肢变化而成。

五 城市

从公元前二十七世纪,中国第一位国家元首、黄帝王朝一任帝姬轩辕开始,到二十世纪中国境内清王朝末任帝溥仪被逐下金銮宝殿为止,四千六百四十三年间,中国共出现了八十三个大小不同和寿命不同的政权,跟五百五十九个男女帝王——其中三百九十七个是皇帝,一百六十二个是国王。八十三个政权共建立了九十六个国都,那就是说,有九十六个城市之多,曾充当过发号施令的场所。我们用下表列出建都时间最久的最前十名:

中国主要的有下列九个地理区域:一、河西走廊(甘肃中西部)二、西域三、河套(内蒙古伊克昭盟)四、塞北(内蒙古中部)五、漠北(外蒙古)六、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东二盟)七、云贵高原(云南、贵州)八、青藏高原(世界屋顶)九、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复分为下列七个小区:一、中原二、河东三、关中四、陇西五、江淮六、巴蜀七、江南

七 演员

信史时代

姒文命(大禹)继承了姚重华的位置,于公元前2205年建立夏王朝,称为禹帝,即天神般的君主。把首都设在安邑(山西夏县)。

一、冀州 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二、兖州 黄河与济水之间三、青州 山东半岛四、徐州 河淮平原五、豫州 中原六、雍州 关中与陇西七、梁州 秦岭以南与四川盆地八、扬州 长江下游九、荆州 长江中游这是中国把行政区域正式称为“州”的开始,九个州的州名,以后一直沿用,部分到二十世纪仍在,只是所辖的区域却越来越小,最后小到只不过一个城市。

一 喇嘛教与西藏

在外蒙古喀尔喀部跟准噶尔汗国的冲突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喇嘛教的影响力量。喇嘛是西藏语。喇,意思是“上”。嘛,意思是“人”。喇嘛,就是“上人”,就是高僧。我们回溯十三世纪蒙古帝国跟吐蕃宗教国的关系,可发现吐蕃的没落,全是被佛教这个奇异的支派所促成。

喇嘛教主八思巴,于十三世纪时,被蒙古帝国加封为蒙古国师。在八思巴领导下,僧侣们都穿红色袈裟,并娶妻生子,因之称为红教。政治权力加上糜烂生活,使红教日趋腐败。十四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改革家在青海西宁城附近一个藏民部落中降生,名宗喀巴,他是喇嘛教的马丁·路德。十四岁时就当红教僧侣,二十岁时就大胆地提出改革方案。他改穿黄色袈裟,禁止娶妻,以便全心全意宣扬佛法,因之被称为黄教。改革在极端和平中进行,没有经过欧洲式宗教改革那种血流成河的屠杀场面。红教终于衰落,黄教一天比一天兴旺。

宗喀巴是一位最有想象力的大师,他为喇嘛教创立一个别开生面的权力继承制度。他有两位门徒,一名达赖,一名班禅。宗喀巴宣称这两位门徒都是佛陀投胎,永不死亡,肉体虽然毁坏,但灵魂却立即再转生世界,永远不灭。达赖、班禅在肉体毁坏(死亡)时,事先就预言他的灵魂要到某一个方向或某一个地方,以化身重生。逝世之后,先由高级巫师(拉穆吹忠)四个人,诵经作法,热闹一阵,然后分别出发去寻觅化身——灵童。找到之后,迎回拉萨,经过一段时间的宗教教育,等灵童年龄稍长,再举行坐床大典,成为喇嘛教的正式教主。坐床,就是坐在一张只有教主才可以坐的神秘宝床上,等于皇帝的登极大典,当然隆重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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