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就是给孩子讲一个故事的说说(爱护环境儿童绘本画报爱,就是给孩子讲一个故事)
2013年,儿子3岁,我正沉迷在儿童绘本学习中。每天,给孩子读10本左右的绘本。经由好友、信谊上海总经理黄润芳介绍,我采访了在台湾幼教之母张杏如。做幼儿图画书30余年,张杏如提出的口号是 “守护孩子唯一的童年”。她的个人故事和台湾绘本传播的历程都打动了我(或许我也是容易被别人所感染的人)。一个柔则强的女子,坚持30年台湾绘本推广,并作了大量原创绘本的推广。在如今风靡一时的内地绘本市场,很少有人在脚踏实地地做绘本原创。张杏如带领自己的小分队,已在国内默默地培养原创绘本了。从世界进入民族,找到自己的根,是我们这代人、下代人要慢慢自我觉醒的过程。因为张杏如,我大致理清了自己在绘本选择上的重点取舍。还有更微观层面的认识——家庭环境, “以前孩子的童年有大自然、街坊邻居、宽阔的生活空间,还有兄弟姊妹等许多的情感支持,而现在的孩子生活在闭锁的环境里,情感是孤独的,父母的陪伴显得更重要。” 原文刊登于《外滩画报》。爱孩子,就是和他一起读一本书,讲一个故事。
每天坚持一点点,给孩子的童年一个香喷喷的回忆,给彼此的自我成长一个香喷喷的回忆。
“鸭子为什么会帮助鳄鱼?”
“田鼠阿佛不采集粮食,算不算懒惰?”
这是台北信谊基金会附属实验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讨论的问题。
参加上海国际童书展前,张杏如经常会到信谊基金会的 2 楼实验幼儿园逛逛。67 岁的她有 4 个孙子,其中 3 个都在她创办的这家幼儿园长大。目前,还有一个孙子在读大班。
在她的幼儿园里,每学期家长要上三次课,学习如何和孩子一起读图画书;每周,孩子都要带 1 本图画书,和爸爸、妈妈进行各种互动。
前段时间,小朋友正在讨论陈致元的《咕叽咕叽》和李欧·李奥尼的《田鼠阿佛》。《咕叽咕叽》讲了一只叫咕叽咕叽的鳄鱼在一个鸭子家族长大的故事,咕叽咕叽浑然不知潜伏着的身份认同危机,幽默和冲突也由此展开。
“为什么鳄鱼会帮助鸭子?”
老师请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找答案。在家,张杏如听到了孙子和女儿的这段对话。
孩子指着自个儿的眉毛对妈妈说:“妈妈,我们长得也不一样啊。我的眉毛这样,你的眉毛那样,可是我还是爱你啊。”
外婆张杏如笑了。她告诉记者,“你看,孩子懂得鳄鱼和鸭子虽然存在差异,但并不是实质的。这里有爱的连接。那个连接点是爱,不是别的东西。”
从给 2 个孩子讲故事,到给 4 个孙子讲故事,乃至给全台湾孩子做经典和原创的图画书,按张杏如自己的话来说,“我讲故事的功力,大大长进。”
《好朋友》,我儿子最喜欢的一本绘本书
1971 年,张杏如的公公、台湾纸业龙头永丰余的第一代掌门人何传创立了信谊基金会。此后不久,她接手了基金会。1977 年,张杏如成立了“信谊学前教育发展中心”。那个年代,台湾师范院校尚未建立学前教育专业,张杏如则在民间默默先行了。35 年来,她以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角色,在台湾建构了最完整的学前教育支持体系,也是父母育儿最重要的支持系统。她引进“探索、发现、学习”、“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幼儿”的教育理念, 创办台湾第一家的幼儿图书出版社、学前教育数据馆、幼儿图书馆、亲子馆、长期透过实体活动和网络服务家长……因之,张杏如被称为台湾的“幼教之母”。
见到张杏如之时,她正温文尔雅地站在上海国际儿童书展的信谊图书展台前,鹅黄毛衫,清瘦娇小,话语轻柔,正在接受几家媒体的采访。她身后长长展台摆放了 30 来年,信谊引进的各种国外图画书经典:《猜猜我有多爱你》、《爷爷一定有办法》、《逃家小兔》、《鳄鱼怕怕 牙医怕怕》,以及本土原创经典,如周翔的《一园青菜成了精》、余丽琼和朱成梁的《团圆》、魏捷和何耘之的《那只深蓝色的鸟是我爸爸》、陈致元的《小鱼散步》、刘畅的《北冥有鱼》……
“我专出图画书,以幼儿为本位,我基本把幼儿定位在 0-8 岁。从认知心理学的概念,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是处于实际操作的年纪,英国的学校叫这些孩子为‘young children’。我们站在他们的立场来出书。”
“有感受力的人,才会有幸福感”
若不是成为一名母亲,张杏如或许会成为一名历史系教授。(李威娜摄影)
张杏如出生在一个留日知识分子家庭。家里 8 个兄妹,她排行第 7。6 个兄弟姐妹先后去美国留学,并定居。张杏如在台湾大学读历史系,叶嘉莹的诗选,方东美的中国哲学,曾任台北故宫副院长的李霖灿的中国美术史,都对她早年的读书生涯产生了极大影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知识精英们处于“来来来读台大,去去去留美国”的浪潮中。张杏如跟随哥哥、姐姐的步伐,去了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念历史硕士。她和她的先生何寿川因为两家是世交而相识,后来因为先生家族企业的缘故,张杏如跟随何寿川回到台湾,在淡江大学教历史,直到有了儿子何奕达、女儿何奕佳。
当了母亲,张杏如发现,上世纪 70 年代,台湾幼儿教育还处于一个“排排坐,吃果果”的初级阶段。
“我常常看到美国的侄儿、侄女经常去社区图书馆借图画书,从学校也经常带图画书回来看。这些图文并茂、美好的书专门给 0-6 岁的孩子看。在台湾,那是一个走进书店找不到图画书的年代,我们的孩子没有图画书看。虽然我自己有很多资源可以买到书,但大多数台湾母亲,她们没有机会。我觉得很不公平。”
张杏如发现台湾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改变了自己周围朋友的生活方式。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离开了家乡,进入城市,建立了核心家庭,没有邻里,没有三姑六婆,没有任何支撑点。“甚至是给孩子洗个澡,也没有人可以教这些年轻父母,他们十分无助。而这些年轻台湾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知道自己需要学习新的教育理念。”
1978 年 4 月,张杏如做了一本杂志《学前教育》,给有 0-6 岁孩子的家长看。她认为家长的教育应该先于儿童的教育,家长没有正确的教育态度和教养方法,孩子的教育就无从谈起。
同理心成为了张杏如做教育的起点。“我有幸在一个对的时间点上,很认真地做了一件对的事。可能是,我们回应了一个社会的需求。因为自己有孩子,心有所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赶在 1978 年母亲节, 张杏如出版了信谊的第一本图画书——《妈妈》,她请来了台湾儿童文学领航人林良写文字、德国留学的赵国宗画图。这本书开启了她的台湾原创图画书的探索旅程。
“我一边做图画书,一边拿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品。”张杏如笑着回忆那些对她来说太遥远的故事。她还记得这些故事在孩子心中悄然发生的化学反应。有一年,她常常给女儿何奕佳讲图画书《风姐姐来了》,女儿特别喜欢。只要她和女儿一起坐车,她就把窗户打开,让小奕佳感受什么是风。“读图画书的时候,孩子在无形中增加了感受力。平时,你看到风吹动窗帘,不会有什么触动。看了这本书后,你会感受到风吹到脸,吹到窗帘,叶子掉下来的不同味道。无形中,增加孩子对风的感受力。”
推广幼儿阅读 30 年,张杏如对记者说,她深感中国父母对孩子的阅读干预太多。“请给孩子多一些空间。这是亲子阅读最容易犯的第一个错误。通常我们大人不太相信孩子,讲故事时常有预设立场,提的通常是封闭性问题。譬如会说,‘你看,这个孩子多么不乖,他做这样的事情。他那么勇敢,你要像他一样!’也许孩子们并不这么想。中国人非常爱孩子,但不尊重孩子。我们往往不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来尊重。这是学会和孩子一起读书的第一课。”
“读一本图画书,譬如《风姐姐来了》,你给孩子的东西,是无形中种在他/她的心里,是在涵养他/她,延展阅读的边界。父母不能只对孩子说,‘你要勇敢哦,跌倒了要爬起来哦。你看这只小熊多勇敢,你得学他哦。’孩子看一本书,他会有一个情境,受到激励。我常说教育,一个是教,一个是育。育就是环境,涵养孩子的环境。父母陪伴孩子、讲一个故事的过程,就像登山。攀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过程中,我们会一起看沿途风景,会跌倒,然后这些经历成为回忆,成为人生中可以回忆的滋味。”
“我相信一个人,不管外在条件如何,一个有感受力的人,一个有思、有感的人,才会有幸福感。若一个人无思、无感,什么都会索然无味。好的图画书,就是给孩子的人生增加一些质地和滋味。”
不能只依靠国外的书来滋养孩子
张杏如的侄子埃尔伯特 4 岁时收到姑姑送的生日礼物——《好饿的毛毛虫》。作者是美国图画书大师艾瑞·卡尔。埃尔伯特带着这本书到幼儿园,并念给小朋友们听。他一边念,一边用小指头像毛毛虫一样在洞里钻来钻去。故事的最后,一只斑斓的蝴蝶破茧而出,展翅飞翔。小朋友们鼓起掌来,教室充满了笑声、欢乐和甜蜜。这份甜美一直保存在小埃尔伯特的心灵深处。自此,他爱上了各种各样的图画书。
申请哈佛大学时,埃尔伯特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哈佛大学入学处的老师读后十分感动,将文章转给了出版社编辑。后来,文章辗转到了艾瑞·卡尔的手中。两人见了面,成为忘年交。现在,埃尔伯特是一名美国专业医师,同时也成为艾瑞·卡尔图画书美术馆的董事。张杏如见证了一本图画书塑造一个孩子心灵的过程,她也和艾瑞·卡尔成了终生好友。
在张杏如心中,一本图画书就应当是一颗珍珠,可遇而不可求,须慢慢养成。就像“《好饿的毛毛虫》是一本功能性很强的认知书,教给孩子时间、数量的序列关系,但它又不止是认知书,它用色彩表达了生命的璀璨,它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张杏如曾如是说。
自 1969 年问世以来,《好饿的毛毛虫》授权给 50 种不同语言版本,全球累计销量超过 3300 万本。2008 年,张杏如向卡尔争取到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版权。六年时间,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成为最畅销的图书之一。
上世纪 80 年代,一名来自洛杉矶的幼儿园老师找到张杏如,请她推荐一些有中国孩子脸的图画书。这位老师希望华裔学生可以在书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这件事情触动了她——中国人不能只依赖国外的图书来滋养自己的孩子。于是,1987 年,“信谊幼儿文学奖”设立。“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国际化社会,孩子仍然要从生活中学习,从实际经验中学习,我们需要做原创图画书。一个孩子会说英语,接触国际社会,还须认同自己的文化,用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立足于国际社会。”
20 多年过去,这一奖项已成为台湾最具指标性的图画书创作奖。其中,《小鱼散步》、《咕叽咕叽》等图画书都上过美国《出版人周刊》年度最佳童书、《纽约时报》、亚马逊畅销榜单。
2004 年,信谊进入大陆市场。10 年时间,出版了 100 种图画书。2008 年起,信谊支持大陆本土创作,推出《团圆》、《一园青菜成了精》等原创图画书。2010 年,信谊基金会在大陆创立“信谊图画书奖”,支持大陆本土图画书创作。《一园青菜成了精》的作者周翔告诉记者,为了这两本书的创作,张杏如分别等了作者 3 年和 2 年。张杏如习惯了“慢”和 “等”。
这种“慢”和张杏如的历史观分割不开。早年看过太多的“秦王汉武,而今安在”的历史故事,张杏如很清楚自己做的事大多数留不住。“但我也相信苏轼的那句名言——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物与我皆无尽也。当下看不到的效果,并不代表它没有产生影响。做教育、做图书,就算没有马上看到开花结果,但是种子已经播种下去。”
每年,张杏如要去南京信谊编辑部好几次。讨论会上,她 把她和孩子共读图画书的经验, 以及对儿童发展的理解向编辑分享,讲讲自己外孙是如何阅读图画书的,自己是如何教孙子们读书的。
2008 年,南京编辑部正讨论要不要出作家萧袤的童话故事《驿马》。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天蓝得像缎子一样,云白得像牛奶一样。河蓝得像宝石一样,羊白得像云彩一样。它,就是楼兰。” 很快,张杏如喜欢上这段朴实而深情的开篇文字。她认为虽然千字不到,却体现了母语文化的独特。她喜欢这本书独特的、磅礴的气象:天苍苍、野茫茫,黄沙弥漫的西域,富裕丰饶的楼兰国,几个世代的追寻,诗意的返乡之旅。在她看来,驿马的追寻,正像几个世纪华人的追寻,甚至人类延绵不绝的追寻。
讨论出版这本书时,有编辑提出担心孩子可能会看不懂。
当时,张杏如认为,孩子可以看轻松、幽默、温情的书,但读书不可以偏食。她说这本书讲述梦想的力量。看似沉重,实则优美、动人。随着孩子的长大,审美感受增强,“梦想’的故事必定会滋养孩子。
她说:“这是一本养气书,养出孩子的某种大气。我们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书。”
至今,张杏如还记得 1996 年,送儿子何奕达去美国读高中的情景。当时,她一点也不担心孩子会成为“洋香蕉”。每年寒暑假,她要求孩子回台湾补习中文,背诵《古文观止》等。当时,她正在一边为儿子整理行李,一边编辑一套书。孩子第一次独立出远门,她在反思自己给予他什么,把哪些东西放进了他的行囊里,让他做好准备去经历风雨。
“譬如,通过图画书,我们要教会孩子独立阅读。一个孩子不能只依赖别人来阅读,他不能只是看得懂故事,只是复述故事,而是要有自己和书对话的能力,有所思、有所感,成为一个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的人。”
后来,她决定将当时编辑的这套图画书命名为《孩子的智慧行囊》。
在台湾做幼儿图画书推广 30 余年,张杏如提出的口号是 “守护孩子唯一的童年”。“以前孩子的童年有大自然、街坊邻居、良好生活空间,还有兄弟姊妹等许多的情感支持,而现在的孩子生活在闭锁的环境里,情感是孤独的,父母的陪伴显得更重要。”她说。
采访结束,张杏如拿起一本《猜猜我有多爱你》送给摄影师。年轻的摄影师稍显犹豫,这分明是一本给孩子的书。 张杏如浅浅一笑,眼里透出温润的光。“图画书不止是给孩子看的。在国外,这本书常常是拿来送情人的。”
爱,就是给孩子讲一个故事,也是给有情人讲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