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口窑历史（爱护花草儿童标语简短安口窑｜安口窑艺术乡建社一周年大事记ANKOUYAOYISHUXIANGJIANSHEYIZHOUNIANDASHIJI)
从平凉到安口五十多公里，但这五十多公里就是一个世纪。一个不同维度，不同理想的地方，我对这里的荒败感觉到厌恶。这个地方理应对我来说不会陌生，因为是我的出生地，可如今再回来却显得格外生疏；映入眼帘残破的苏式建筑，空旷的厂区，空落的住宅，无疑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曾经被称之为“小上海”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如今不过是个落败的小镇，没有“江南烟雨”只有煤碳和漫天灰尘。同样这漫天灰尘也烙印在我的心中，在鼻孔、呼吸道、肺里漫延。垃圾及建筑器材堆满的院子中，铺满灰尘的房屋中，这一切变为生活的场所，都是辛苦换取的一粒粒甜味剂与杂乱的记忆。在前几天疯狂打扫及购置用品，那条蜿蜒的上山路我已经烂熟于心，我们的体力就像金钱一样流出，别说写写流水账，就连出去玩的力气都没有，而现在能在房子里记一些东西，不由感叹时间和忙碌。记得刚开始的生活流程大概就是大扫除-抬东西-大扫除-各种体力活，以及偶尔的闲余时间。我们的身体和意志在繁重的劳作中发出“嘎嘎”的尖叫，但年轻、无知是我们的快乐之本。我的几个哥们也跟我一起过来搞基础建设，有人羡慕我们这种返祖的生活，觉得非常快乐；可是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说仿佛都是疲惫和痛苦，所以我总结了部分快乐：日常打闹、喝咖啡、玩吉他、喝喝酒、去广场唱唱歌、涂鸦，纹身、和各种小动物玩。如今就剩我和虫子两个人，快乐也变成了周末放假回家后的狂欢，回去才能感受到和朋友们相聚的属于我们年轻人的真正快乐。节《刘子宽驻地笔记》
《安口》驻地考察
《安口》一书的驻地考察，前期编写。项目涉及安口地方知识、陶瓷文化、影像志、采访活态传承人、工匠口述历史、安口窑陶瓷器物价值辨析等。参与者有张西昌，西安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民艺杂志副主编；张子艺，腾讯甘肃区总监，青年作家；王昱娟，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阎海军，媒体人，非虚构作家；陈量，著名实验艺术家，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教师；何效义，著名艺术家，策展人，陕西省书协副主席；刘建国，著名艺术家，策展人，安口窑艺术乡建社创始人；高非，艺术家，策展人；二冬，著名作家；任国学，地方志专家；林兴旺，地方志学者；左禹，支援西北建设的知青；李学文，《往事如烟》作者，安口北医二院的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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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15安伏-李炳江安口窑器物收藏展前言对陇上窑明确记载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可见在明朝，安口窑虽然不是为官家烧制器物的指定窑口，但也名列全国众多窑口之中。宋应星的记载及其简短和吝啬，只说明了平凉华亭为明代陇上窑，是五六处出垩土的地方之一。而叶麟趾先生在《古今中外陶瓷?编》中。也只简要记载：“陇上窑在甘肃省平凉、华亭二县亦仿定器、胎釉粗列、带灰色，类西窑或称白器。”安口窑在明以前几乎很难找到确切记录，只能在一些出土的器物中一窥究竟，但这也很有限。我们的参考大都来自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窑口的臆想。甚至，一度以来人们把安口窑归属耀州系。当然，就情理而论，安口窑同山西、河南、陕西等地窑口之间的模仿和交集一直都有。即使到了近代，也没有停止过，但这些交集活动却无法澄清和还原安口窑在明代以前的真实状态，我们对这一切仅只能靠猜想。安口窑艺术乡建社进驻安口镇安丰村已经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以来，对安口的观察和仰望也更加贴近了一层。
文艺介入乡村建设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摸索过程，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需求，我们不可能找到合适的范例去套用。安口窑艺术乡建社的第一个项目是今年5月初启动的《安口》书的前期驻地编写。受疫情影响，作者来了少一半。访谈和对话环节却无法呈现，我们本想把作家、艺术家和不同领域的人通过这次驻地项目编织在一起，在考察、出版、对话交流中碰撞出对这个地方建设的见解和方案。我想，随着疫情的结束，人心会平静下来，再设法补上这一环节。
李炳江的安口窑器物收藏展。是在《安口》驻地考察项目中加进去的一个小插曲。展名用李炳江家乡的名字。“安伏”是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一个乡镇的名字。“安伏”可以让人明确李柄江的出生地，一个外地人，工作、生活在安口，通过长时间对安口器物的收藏和贩卖传递着对安口的热情和价值；另一个“安伏”从字面意思又像蛰伏着的安口，形象而富有画面感。这次展览也得到了安口收藏界朋友的无偿支持，他们果断拿出自己的藏品，让安口窑器物在本次展览中充分显现出应有的饱满。更让我感动的是，天水斫琴大师我的老朋友范小汤先生把收藏二三十年的近十多件器物转赠给我，让这次展览在时间的跨度上拉开了段落。
《安口》主要着力于通过对地方知识深挖掘和梳理，从而给世界和安口构架起一座桥梁，为安口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嫁接外来资源的势能。而展出的这些安口器物都是无法再生的标本，我们只是想通过展览的方式，让这些标本在当下的时空里，激发出安口未来无限的可能性。重新唤醒地方文化的自觉意识。如果能如我们所愿，我们策划这次展览的价值和意义就非常大。 二零二零七月十一日 安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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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师手记
niangjiushishouji
邓成
蒸馏笔记（一）
2020.08.03邓成
酿的酒经过两个月的发酵，终于迎来了蒸馏的阶段。从缸沿看，缸中的米能清晰可见，水变清澈，就表示酒已经发酵完成。
大家先组装蒸馏器，因为对机器不熟悉，组装中出现很多难题，咨询生产厂家，通过视频教学才把机子装好。组装好后将酿好的酒加入蒸馏桶，加到距离口大概15cm处即可。因为是电加热，事先要准备好大功率的插板以及电线。我们在蒸馏时忽视了这一点以至于烧坏了几个插线板以及一个空气开关。
买大功率插座，换好电线，一切准备就绪后，开始蒸馏。温度渐渐升高，当达到60摄氏度时酒液流出，非常兴奋，不知道怎么办，幸好有何老师的指导，一切迎刃而解。刚蒸馏出的酒头是浑浊的，高达73度，酒头不放进酒缸内，会影响酒的纯度，要回到蒸馏机重新蒸。在酒液度数达到40度时也会出现浑浊的情况，为什么酒液会变浑浊，我们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待查阅资料后就能揭开这个谜团。
第一次蒸馏酒，水的问题，电的问题，人力都不能严密协调配合，搞得人手忙脚乱。在逐一解决掉遇到的问题后，整个下午已经过去了，天色渐晚。
冷却水的温度要控制在30摄氏度左右，所以要时刻注意冷却水的替换，事先没有接好水轮头，我们要轮番提水，大家累的精疲力尽。
测试蒸馏机出来的酒度数低于20度左右时，缸中酒就刚好是53度，即可关闭电源，蒸酒就可以停。清洁蒸馏器，酒糟滚烫，散发着浓浓的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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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把摄影带入中国并催生出了本地摄影。
费利斯·比特和米尔顿·米勒在1859年和1860年从香港开启了自己的中国之旅。两位摄影师在不同的专业背景和艺术追求下，比特拍摄了许多建筑照片与全景照片，并随英军记录战争，真实的刻画了这些历史瞬间;米勒在香港和广州开设商业影楼，以拍摄“中国人像”为主。
图片来源于21世纪中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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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位西方摄影师用自己的眼光勾勒出了摄影史写作中的方法，既对研究对象进行详细观察与分析的个案研究。在1934—1942年期间，中国摄影师庄学本孤身一人前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近十年的摄影考察，拍摄了万余张照片，撰写了六十多万字的考察日记。庄学本的民族志摄影，不仅开启了中国摄影家人像摄影的快门，也为世界影像人类学树立了一座丰碑。他拍摄的道孚“制陶”，现在看来依然鲜活. 真切，庄学本这种教科书般的拍摄风格，一直严格的贯穿在他的民族志考察中。这种精确. 耐心的记录，就像一部真实的纪录片。庄学本在中国摄影史上的这种不可或缺的位置是双重的，在中国现代化初步阶段庄学本的影像人类学摄影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镜头不但承载了他，也让今天的人们通过他的摄影书写重回彝族方志的现场，寻找那些真实的精神领土。
图片来源于21世纪中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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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20世纪80年代，这是中国当代摄影的起点。摄影从私底下的业余拍摄转入“自然. 社会. 人”的关注，“四五”运动的照片汇集成册，坚定了人们的信念，他们追求美好未来的意愿被肯定，这些照片在特殊历史时期起到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拍摄手稿
1979年4月1日到1981年，“四月影会”先后组织的三次展览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摄影浪潮”。批评家认为，“四月影会”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宗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形式主义，概念含糊或是过分煽情，但这都不能忽视“自然. 社会. 人”这个展览具有重要的意义。
拍摄手稿
此后，各地影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如“四方影会”. “人人影会”. “北河盟”. “裂变群体”这些艺术家开始吸收象征主义和心理分析的因素，将怪异荒诞的影像设想为直觉和非理性的直接产物，用于表现对社会的异化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摄影家开始挖掘社会中被漠视的层面，并经此引发了中国摄影的“纪实走向”。摄影家的作品开始与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变相关联，从内容到形式上反映出摄影家对推动开放性社会和尊重人性所做的努力。摄影师试图把自己的思维和表现对象之间拉近，抛弃观念的约束。
这一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摄影师，李晓斌. 王志平. 韩磊. 刘铮. 莫毅. 荣荣等。而李晓斌的“上访者”无疑是这一时期最扣人心弦的作品之一，“目光呆滞，神情恍惚，不知所措，但他破烂的衣服上仍然佩戴着几枚毛主席大像章—“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示忠臣的象征符号”。当每个观者观看这幅照片时，内心的冲突会不自觉地溢出视线，正如巫鸿先生所说：“一幅纪实摄影照片具有了普通象征性，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照片本身的具体内容”。
图片来源于21世纪中国摄影
每一个摄影家都有自己钟情的题材，这个特定题材往往可能成为一个摄影家的特立标志。“纪实走向”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后，艺术家尝试摆脱早期的社会批判或诗意表达，则更多的依赖相对客观的表现，让影像自己说话。
“出于对新纪实题材的不断的追寻，也出于中国城市的快速变化，越来越多的摄影家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城市的面貌：不断变化的都市景观. 传统建筑和生活的“废墟”. 西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侵入. 城市新人口的身份和生活等等。从一开始，这类作品即暴露出传统纪实摄影中追求自然主义和客观性的局限，因为任何“客观”风格都和当代城市瞬息万变的特质以及摄影家对都市生活的自我参与格格不入。于是，像顾铮. 莫毅. 张海儿这样具有创意的摄影家便开始发展纪实摄影之外的新观念和新语言，容许他们不仅能够再现客观现实，同时也能对这一现实做出主观的回应。”
图片来源于21世纪中国摄影
图片来源于21世纪中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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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开始从纪实向观念摄影转变，摄影家试图回应客观现实，探索艺术摄影与纪实摄影之外的新领域。“实验摄影”在适合的环境中开始萌生，实验摄影与前卫艺术家联手，各种因素相互参与，艺术形式和媒介之间的互动进一步深化。“当观念进入中国摄影时，就好像尘封多年的屋子里突然开启的一扇窗户，我们可以舒服的呼吸，可以获得“新摄影”的新义”。这种表述反映了中国摄影在当代的一个重要变化，即实验摄影与观念摄影之间的等同。
图片来源于21世纪中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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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口废墟
安口废墟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传统景观和原有生活方式消失，新城市开始兴起。安口作为一个在西北深山里的小镇，很早就进入了工业时代。手工业生产是安口数千年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原生模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生活方式彻底停止。破产. 移民. 拆迁在安口不断上演，工业文明缔造出的小镇变成一座“睡城”。安口厂房在搬迁和拆迁过程中带走了大批的人，主体消失后，我们对曾经的辉煌只能依靠想象。
面对废墟和瓦砾，目光透过生锈的铁门，按下快门，拍摄下这些即将消失的传说，内心的对抗和不明的哽咽冲出喉头。怕时隔不久这些废墟也会消失殆尽，目前的记录，仅仅只是为了记录，记录自己在现场。
安口废墟
安口废墟
安口废墟
安口废墟
安口废墟
安口废墟
田调羊皮扇鼓继承者孙光华
刘建国：那你现在跟上你师父学的师兄弟，在他身边经常能有法事大鼓的基本上是你还是还有几个人？
回答：我们有大事情任师就过来了，我们几个合着。大教72套。
刘建国：72套要几天几夜？
回答：三天三夜，你给人家得有一个交待。这才是很少的一部分，要三本子，这一共要六本子，不能给人家老爷念两句，哄上几句过去不行。首先教不过去，二是也听着呢。
刘建国：这主要是靠念还是靠背诵？
回答：多的要背下来，我都背不下来。这些东西跟别的东西不一样，不能随便念。三传九教，…（06：19）各方面一步一步来，不是说一步就能登到房顶去。
“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将艺术置于生产他的社会语境中。因为艺术品和艺术活动的生产，并没有独立于关系语境的更为内在的本质。所以思考艺术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到底充当怎么样的角色，我们就离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更近了一步。”艺术乡建，在乡村复兴和地方创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共生视野下，艺术与乡村又是一种互相尊重、圣域、合作、共生的关系。在面对地方特质和特有乡土景观时，单纯的艺术注入和爱并不难支撑和承载它。乡村的生命志向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凝聚，独特的美学观念和乡村美学实践如何去和乡村融合，如何产生良好的长效效应和持久价值将是我们面对的重要问题。
“华马深” 画会
程立仁木版年画概述
“华马深”是程立仁木版年画的字号，这个字号以他的居住地命名，华亭市（县），马峡镇，深沟村。程万玉在凤翔原本的营生是开染房和印制木版年画。民国十八年，凤翔遭了年谨。程万玉携家带口逃难至华亭，等在华亭落稳脚跟后，程万玉就开始重操旧业养家糊口。不几年，程万玉的儿子程战元到了成家的年龄，便经熟人拉扯，到马峡深沟村上了门。就这样，印制门画的手艺被带到了马峡镇深沟村。程立仁是程战元的子女中唯一继承了父业的一个。他的年画销量现在一年比一年差，原来一家人到了九十月就要连夜赶制，可是近几年形式远不如以前，已经到了停产的边缘。现在的颜料和纸张和以前不一样，他为了节约成本，甚至把年画会印在打印过文件的A4纸背面。这种纸上印的年画显得极其呆板，鲜活的生命和浓烈的色彩瞬间像被冻结住一样，就连人本来的温度和情感都被消解殆尽。印年画根本无法养家糊口，现在没有人愿意来继承他的营生，这让年事已高的他越来越感到无奈和不舍。2000年前后，庄浪县孔家沟周边和大庄附近还有少量人在做门钱和灶帘。他们大都是在农活结束或外出搞副业回来的空闲时间，在腊月中旬做一些灶帘和甲马。这是他们一年中多余的收入。他们觉得练习书法用的机制毛边纸适合印制，因为毛边纸绵软，容易洇透价格又相对低廉。我那时在开文房四宝店，每年到腊月我都会帮他们从四川托运一批。小时候我也见过当地人翻刻的门神画，是木版套印的还是染色工艺我已经记不清楚。78年市场开放以后，陇中、陇东一带人的生活还相对苦焦，很多地方都有当地人为了谋生翻刻的年画和门神。后来随着印刷品的冲击和制作工艺上的繁琐，当地农民印制年画的活动都已经停息。原本庞大的群众市场，在一夜之间被印在大红油光纸上的印刷门神所替代。程立仁还清楚记得，小时候，一到年底他就跟着父亲去赶集的情景。在集市上帮父亲看摊子卖门神，散集之后，父亲会背着幼小的他回家，这个画面是程立仁儿时对父亲最深刻、最温暖的记忆。曾经看摊子的经历，让幼小的他对门神的种类、刻版、印制都有深熟的印象。1959年，程立仁的父亲程战元过世，他们弟兄几个为了支撑生活，就开始印制年画，用的版就是他爷爷从凤翔带来的老版。后来，老大、老三分家另过，程立仁就和老四、儿子、女儿继续印制年画。程万玉从凤翔带来的一块老版上刻有“世兴局’’字样，我问这个老字号和他家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他爷爷翻刻的？因为时间太久，程立仁已无法说清楚，也对这个老字号没有任何概念。当我说起“世兴局”是凤翔肖里村邰姓人家的字号时，他突然想起改革开放后，有个凤翔姓邰的人住在村子里贩过门画。因为给村里人放下门画后收不回钱，财物两空，不敢回凤翔，后来，索性便上山当了和尚。到了文革，他家的这些老版也没能保留住，被当做“封建迷信”和“四旧”给烧毁了。那时打倒牛鬼蛇神，只允许老百姓贴工农兵年画，程立仁就翻刻了样板戏门神。门画上有两个拿枪的战士，身后一匹马，头顶上三架飞机。文革结束后，年画被归到民俗活动里面，不属于封建迷信，又可以公开印制了。而那些收走的老版已经化为灰烬，无法弥补的事实让程立仁十分难过。但让他庆幸的是，他家桌子底下还压着那块他爷爷遗留下来的刻有“世兴局”字样的老版，这块神奇的老版在动荡的年月里竞奇迹般的躲过了一劫。在经历了几次大的波折后，这块残版像酵母一样，依然发酵出了原有的灵力，可惜的是这块残版最后也没能存活于世。他在家中搜到一些原先印制的年画，又在凤翔贩子的年画摊上买了一部分，然后根据这些图案式样摸索着翻刻了一套门神和家宅六神。光门神就有十个种类，他说自己的门神比凤翔门画摊上的都全，每每说起这些门神时他都会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自豪感。民间艺匠在《画继》里连名目都没有出现，排在最后两位的是道人衲子和是世胄妇女，可见在推崇者眼中他们的地位之低下，但木版年画的发展历程却不容忽视，历经千载，而未衰绝，可见生命力之顽强。年画不光是原始宗教的遗迹，它还承载着人类文明的特殊使命，无法替代的象征图式里包含着人们对理想世界的映射和对忠、烈、孝、廉的赞美和推崇。历经宋元到了清末民国，是年画的大爆棚期，其印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年画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与它直观的表达形式和年画里塑铸的对象身上所携带的理想化的正义倾向有关。 把历史上肝胆忠烈的历史人物形象，变换成神灵的样子把守在自己家门上，取代了宗教信仰中被民众信仰的神灵，让自己与崇拜的“偶像”更接近。用神性象征和自我遮蔽的方式寻求对未知领域的庇护和震慑。对未知世界选择用遮蔽物来做遮挡是古人面对不明世界一贯的做法，以庄严的形象和想象出的神圣、威猛、夸张造型去直击万物，借图来壮胆，来传达自己的美好诉求，并以此来安慰和祈求内心的不安和无助。这种充满神秘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情感，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无边苦难的一种理想化地构想和自我的救赎。对照凤翔木版年画，不难发现程立仁的年画从凤翔年画中翻刻的印迹，如清代版套印的骑马秦琼、骑马敬德；清代版墨线加官进禄、加官进爵；清代版套印刘海撒金钱、刘海戏金蟾；清代版木版套印全神图；清代版木版套印司命主；民国版木版套印默佑；清代版木版套印辈辈封侯、封侯挂印；清代版木版套印苍神；清代版木版套印龙王。其中，骑马秦琼、敬德，刘海撒金钱和刘海戏金蟾，加官进禄、加官进爵，封侯挂印与凤翔古版几乎完全一致。只是程立仁的年画风格更具生命力，更加生猛、原始、泼辣、质朴一些。透过程立仁的身体我看到了某种光亮，是一种耀眼的神光，他把我们遗忘很久的光彩用古老的方式绵延至今，他的年画虽然近乎挣扎、孱弱，但依旧以活态的方式顽强的存活着。天地大化而神采独存，触摸有形，叩击有声。“这些神都是皇上爷封下的神，绝对不能弄乱，秦琼拿锏，敬德拿鞭，乱了就不行，乱了就会让人笑话。三种颜色也不能胡用，为啥要用红、黄、绿三色，红、黄、绿就是关、刘、张，就是桃园三结义。红不能用桃红，就要用大红，懂的人问你，你都得能说上。大门上就得贴秦琼、敬德，没有胡子的状元进宝只能贴在娃娃伙门上，就不能贴在老年人房门上，青壮年人房门上就要贴加官进禄这些。灶神也不一样，西灶、东灶主要区别就在鸡和狗上。“狗咬外人，鸡叫喜人”，西灶狗在左下方，也就是灶君下面卧守聚宝盆，东灶就反着呢，东灶狗在灶君妇人下面，这就是区别。’’ 我对照了一下，程立仁灶君上的狗是单独刻好的，一只朝左，一只朝右，根据东西灶的不同，再加盖上去。而在他的原版上刻有两只鸡，分东西灶，一只鸡上色，一只鸡是墨线，单独刻的狗就根据东西灶的不同再加盖在墨线的鸡之上。与凤翔民国版默佑相比较，凤翔灶神有可能是两块版，而程立仁的则是一块版。交上古历十月农活一结束，程立仁就开始张罗印制木版年画。在他家花园边上，有数十块从河道里捡来的水锈石，被精心的码成盆景，与他家新落成的院落很般配。在农村里，他属于心灵手巧、有一定文化、在各种社会事务中不能缺少的人。在他身上有着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强烈愿望，也有对人类文化遗产和自我神觉的敬畏。他是在遵照神圣庄严的法则干一件与神有关的事情，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早已被土地蜕化的干干净净，自在无求，身土不二。城市与村镇在现代社会发展之初就出现了不可扭转的断裂，这些无法弥补的损失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的越大越深。最终生长在土地上的一些原生知识会逐渐消亡，人可能还没有想好应对的办法。乡土社会在城市化进程和市场机制的冲击下，不光在精神上感到失落，甚至在价值上也出现了位移。人的寄托和理想日渐衰绝，而试图摆脱原有境遇迈向城镇化的迫切要求似乎成了处在乡土社会中人群奋不顾身攀爬的木梯。城乡被大时代的网络牵强的链接在一起，那些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如浑浊的泥沙一次一次堵塞了管道。那些木版年画上刻制的众神及其象征意义，在现代化生活中也随着科学知识的突破和信仰的改变，其原有的神秘象征意义在当下的时空中出现了塌方。对科学技术的臣服让人类身体里的原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直觉变成了遥远的过去，如今网络像一张无形的网，捆绑住了人感知自然的触角，人逼迫抛弃了重返世界的支撑物。市场化的扩张不光削弱了乡土社会建立起的互助互惠的生存法则，也割断了存储在乡土社会中的气脉。乡土社会与大时代在对抗中既相互勾连，又不会和大时代完全融合一体，更不会独自存活。二者在彼此的勾兑和消解中也许会重新建立起各自的生命法则。乡土社会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法则和气息源泉，对乡土世界的重创，就像推土机轰隆隆地推过田埂露出的新土茬，脆弱而敏感，气脉一旦被无情摧断，地气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接通和愈合。等待地气重新蓄势愈合，将会是一个长时间的恢复过程。年轻人在时代的进程中大都会选择逃离乡土，对乡土社会的挫伤不只有外在因素，还有年轻人对土地的厌倦和憎恨。漫步乡村，除老弱病残，已经很难看到精壮劳力，年轻人在城市和留守老人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拉锯战，可能随着留守老人地故去，乡土恐怕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空壳。我通过和周边村民的接触，逐渐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真实状态。现在让村民全部种地几乎不可能，愿意种地的人群基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对土地还有一种敬畏，种点地全当是消磨时间和锻炼身体。而年轻人已经不适应农村生炉子、烧炕这些事情，农村的这些日常事务已经远离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去农村和城市里面人下乡一样。程立仁在自我构筑的时空里生活，他的语境无法脱开乡土精神和民间基因所带来的固守。乡村间的情感维度和互助关系犹如一把利剑悬挂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不敢斩断纠葛也无法抛弃现实。对乡村的留守，不光有对乡土精神和神性灵觉的留守，还有对死亡病痛和来世的留守。事物都存在矛盾的一面，我和程立仁的接触，也让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保持着一定的尺寸。我自己的预设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带有一种偏执，而我自己又不可能完全把身份置换成地方性知识的一部分，我只有尽可能地通过田野考察和驻地书写还原那些即将失去的部分。正因为这样，我会尽量缩小差异，以便找到一条更理想更接近的道路。前段时间和朋友去了秦安的石节子村，这个村子只有十二三户人家，由于靳勒和外界艺术家同村民共同参与艺术乡村建设，使这个村子闻名全国。我询问村民，艺术乡建到底从实质上对你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变？村民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只是硬化了路，拉上了自来水，收入上还是那样。”他们的收入丝毫没有改变，来源依然依靠花椒和水果，只是偶尔会有形形色色的人会光顾这里。我也去了靳勒家，他父亲在院子里生火熬罐罐茶，老母亲在炕上坐着休息，二老都已八十多岁。墙上贴满了靳勒和艺术相关的照片，院子里有一些他的雕塑作品，当我们问起靳勒时，他们眼里充满着自豪，和老人告别时，老人的握手姿势也极具职业性。我在回城的路上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靳勒在石节子村所做的艺术介入乡村的计划到底有没有意义？靳勒有用艺术回报家乡的愿景，可是对村民来说并没有得到真实的实惠。但从村民的态度中并没责备靳勒的意思，大家好像漠不关心。如果从艺术乡建的角度看，老百姓没有收成，艺术家也没有协助老百姓生产，似乎偏离了乡建的核心；但从艺术的行动上来说，非常有必要，其实是艺术家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艺术到底能做什么，艺术有没有用，艺术如何在真实的现实语境下去做实践。艺术并不会干预人的生活，但可以影响人的审美判断，可以触摸人类的生存边界，甚至会影响社会伦理的改变和自我权利的确立。艺术一直在不断的推倒标准，激发内在的创造性，艺术对世界的改变是宏大的。中国当下的艺术家勇敢的反艺术、反知识、反精英、反艺术被景观化、反复强调艺术的本体，面对艺术，个体究竟需要做什么？如何定义艺术，如何从自身的处境出发真切的面对现实世界，并作出反应去呼吁，去做微观切片的实验活动。艺术家可能需要走出自己私密的工作室，把自我完善变成社会实践，让艺术和人群产生关联，艺术家如果能深入土地担当起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样艺术才可能会更有希望，才会进一步接近本体。我通过和程立仁的数次接触，也同样感受到一些困难的问题。我想挖掘整理他的木版年画，如果因此还能改善一下他的生存状态，我觉得再好不过。但是，这又牵扯到如何把他的年画开发成产品，怎么利用网络或别的媒介来帮他售卖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又牢牢的困扰着我。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校对这篇文字的时候，接到了程立仁打来的电话，说他给我印的年画只剩下两种颜色，再有四天就印好了。马上要过年了，我原来买他的年画还堆在家里，除过送朋友外，也没有卖出去几张，明年我还能不能继续购买他的年画，我目前还不能确定。个体生命史的收集整理
节选-我们三代人在安口制作砂器
袁奕
爷爷名叫袁希昌，2014年八月去世，享年93岁。关于爷爷的很多事情，我了解的不是特别清楚，只能通过长辈们零零散散的回忆。
爷爷七岁时，便没了父亲，与母亲、哥哥三人相依为命。大爷爷在农村无所建树，三十多岁时从外地回来的途中卒死。爷爷七岁时父亲过世，便到财主家打短工，喂牲口、打杂；十三岁时，独自到安口窑头镇，在当时的陶瓷大家范致昌家做长工，与范致昌儿子范通儒年纪相仿；做工同时，学习陶瓷制作，所以与范通儒关系甚好。又后来到潘会兴家中做工，在山上一直做工十几年。后来在山上用自己做工攒的钱开了一座窑，烧制大缸等一些粗瓷。
建国后，公私合营，爷爷进入陶瓷厂工作，作了陶瓷的厂第一批工人。进入陶瓷厂遇见了奶奶并结婚。据说，当时因为开窑时间不久，公私合营，所有东西都被没收，条件困难，结婚还是在潘会兴家中的老房子结的婚，目前老房子还完好的被保留着。进入陶瓷厂后，对山上的老工匠用的比较严重。爷爷被分在运输科，干的活其实就是在山上挖陶瓷原料，再用骡子运到厂里。在爷爷五十岁左右，听说老家开始分土地，由于当时大伯已经十几岁，二叔也两岁了，爷爷奶奶的工资养家糊口比较困难，所以回老家分土地。
刘建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这些的？ 回答：咱们脑子混的，反正20几年了，安口镇民窑倒闭了，我就开始卖了。 刘建国：90年代末期，陶瓷厂还没有倒闭你开始卖的？ 回答：我卖的时候，陶瓷厂倒闭是到后期了。 刘建国：陶瓷厂是2002年还是什么时候倒闭了？ 回答：已经到后期了，已经把大厂给了私人，万里（音）当厂长的那一年。你知道不知道？ 刘建国：我还不知道。你刚开始的营销的情况怎么样？ 回答：那时候反正要的安口的都快着呢。 刘建国：主要卖的安口产品吗？ 回答：安口的外地的，花盆全部是外地的。 刘建国：主要是安口的有的一部分，再就是外面配一部分。 回答：对。 刘建国：当时陶瓷厂的时候他们就给你批发，陶瓷厂有没有门市部？ 回答：不在门市部，陶瓷厂的货不在门市部批发，陶瓷厂直接在货厂发着呢，货厂你就发着拉去，那一条缸，甲等缸才8块钱。 刘建国：当时利润好着没？ 回答：赚的差不多。本身在跟前。 刘建国：没什么成本。 回答：对，像现在拉的泾源县的厂价多少？80元。 刘建国：一个80，人家就送过来还是你要去拉？ 回答：我把钱打给人家，我这还算起来，泾源的老二厂合资弄着，我的货是今天有人要，你把地方，把地方下下来，我明天就给他打电话，他明天后天早上就给我发过来了。按照厂价80块钱，连运费，外面拉一趟就是2400，一车拉到200多条。 关闭观看更多更多正在加载正在加载退出全屏视频加载失败，请刷新页面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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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窑原名毛家堡，据《崇信县志》载明代以前就有土匪、贼人偷采煤炭，烧制陶瓷。
节选与王树林的对话：
刘建国：我听你掌柜的说你从19岁就进了厂子了。
王树林：陶瓷厂刚办起。原来陶瓷厂停了，60停了，下马了，最后70年又办了。
刘建国：60年为啥停产了？
王树林：60年小企业都停了。什么陶瓷厂，水泥厂，炼钢厂，火柴厂都停了，陶瓷厂70年才办的。
刘建国：58年办起来的是什么情况？
王树林：58年办还是不认同，施工操作。
刘建国：58年的时候你已经进去了没有？
王树林：我是70年刚办厂的时候进去的。
刘建国：就等于陶瓷厂第二次开业的时候你才进去的？
王树林：对，我当时还是个娃娃。
刘建国：你老婆说你19岁进厂子的。
王树林：对，那个时候我们搞三线建设，我们是土工对，27个人搬厂。
刘建国：土工队三线建设20多个人是在58年还是70年过来的？
王树林：70年，27个人。
刘建国：这是70年过来，在这儿从新办厂。
王树林：27个人办陶瓷厂，换了5个陶瓷厂的老工人。
刘建国：你们27个人就把人家五个老人换了？
王树林：我们这27个人，用我们里面5个人换了人家5个老工人。
刘建国：当时你们没有技术，就必须要换人家老工人过来？
王树林：对，我们是小娃，才进来学习，两眼一抹黑，换了梢子工，一个装窑的，再一个杂件工，做就是材料工，最后还在收了几个在陶瓷厂的铸缸的，梢子匠人，烧窑的。铸缸的还在，其他的都死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娃娃，如果在的话也都90岁了。
刘建国：你在土工队三线建设的时候，是你们到土工队去了？27个人？
王树林：27个人在土工队三线建设。
刘建国：你们去干啥呢？
王树林：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民工。国家统一组织，…统一弄的，指出县是多少人，一个连，以连为单位，那个县长带工人。
十月大南坡考察，
考察左靖团队在河南修武县的乡建项目，乡村建设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亘古而不变。左靖团队聚合了众多的社会精英，只要遇到合适的土壤就可以开花结果。做乡建最难的是初期的基础投入和思维观念的渗透，大南坡是一个凝聚了强大力量和资本的综合体，有政府力量的投入，这块试验田不靠天吃饭。
安口艺术乡建，是“艺术”与“乡村”的尊重和合作。在共生视野下，我们想通过艺术家，作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安口特有的地方文化遗产和语境里重新认识它的价值，唤醒地域综合文化的振兴，找到安口独特的生命志向和时代的新追求，让更多的艺术家、作家和有利资本参与到本地创生的过程中，为沉睡中的安口窑尽一点力，让安口以全新的面貌面对世人，并再次焕发出它的光彩。大南坡和安口有太多不同，没有可循的经验，我们目前只能做一些抢救性挖掘工作。
安口窑艺术乡建社参加《崖边》mook圆桌，讨论对乡村的书写与表达。
节选关于安口窑艺术乡建的对话
时间：11月1日
地点：西安未央区蓝海风漫巷--万邦书店
参加人员：阎海军 张西昌 何效义 高非 刘建国 朱艳坤林兴旺 王路
刘建国:机会难得，今天借《崖边Mook》新书的发布会，大家相聚到一起，借这个机会想就安口乡建和《安口》杂志书的事和大家聊一聊。
阎海军：刘老师这个事呢，大家基本都知道，刘老师自己一个人也非常地不容易，一个人蹲在那地方，资源各方面都挺难的。如果大晚上，一个人住，我觉得还有点恐惧。他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他一心想要做这个乡建，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在做，就是下一步这个书的事，还要拜托何老师，西昌兄，各位老师，咱们一起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圆满。
那个地方历史各方面的价值，还有民间艺术资源都很丰富，通过我们的田野考察能把它串起来，对接起来，作用非常好。我们就努力先把书做了，后续根据刘社长的策划，以及后面的很多项目都能参与进来。现在，乡建工作是一个热词，中央搞乡村振兴，政府的力量非常强大，更多的是新农村建设，经济支持，我们民间的这股力量，我们应该做一些文化的建设。我们和官方形成合力，共同做一些事。尽管我们的经济效益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做成了这个事，意义就出来了。就像我写《崖边报告》，乡村话题，谁会去关注，人家写言情小说，都比那点击量大些，但是，我是看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被费老的那种精神，对土地、乡村的那种情怀所打动。咱们都是有乡村生活经验的，很容易动情，很容易建立一种共情，共在，共鸣！感情上过不去那个坎，一心就想做，你现在回过头来，我现在做的这事，其实也还好，当时，周边的人，包括好朋友，自已家里人都不支持，说你一天点灯熬油，把身体都弄完了，有啥意思？就没市场，他就觉得。
朱艳坤：这书销量也不错呀！
阎海军：这个书的销量相当可以，社科类的书能加印好几遍，简直就是破天荒嘛。建国做的这个乡建项目是非常好的，希望大家都多支持。
刘建国：大家对乡建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说有什么好的建议。因为我在那边做乡建，初期的时候，我跟效义，海军兄去和当地政府对接了这个事，后来引发了乡建这个路。早上也聊了，实际上是我一个人带领两个孩子在做，势单力薄，去做这个项目非常的难，而且你很难找到点，到底怎么做？你还不能去利用人家这个地方政府的关系去套项目，不能去利用老百姓对咱们的信任，你得自己慢慢的做田野调查，找准地方特质的标记，来引导村民，构建地方景观，给艺术介入乡村找到合理的定位。或者说这些工作，是对安口的这个文化自信落寞了之后，如何去营造，去激发，去启迪。也不是咱们理想的搞艺术或文化下乡的这种工作，这很难做。现在，政府这一块，还是有小的支持，力度虽然不大。仅凭我自己做很难，我本身也没有钱。但是安口的这种公共资源，过去遗留的文化遗产，它的地方的风物还是非常的丰富，能做的艺术项目非常多。目前刚开始的确有一定的难度，目前在做《安口》这本书的事，包括高非兄、海军都去过，大家有没有新的思考，大家再一起来碰一碰。
高非：我来补充一点，我去过之后，感觉那里的资源是相当好的，安口窑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在西北是很在影响的，很多人当时用的东西，都是安口窑的，可见这个窑口的产品使用范围很广。另外，那个地方又不是一个单纯的乡村，它还是一个工业型的小镇，那里有大量的闲置厂房，大量大量的工业空间，说实话，这地要搁西安附近，那简直就太好了，那地方做美术馆、做艺术空间、做工作室，太棒了！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有点偏，从西安到那里得五个多小时，你感觉，这个地方被遗弃了，宝中铁在这里也有站，它是一个交通节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里的电厂、大礼堂等非常漂亮，规模不亚于咱们这里的大厂，这要是在西安，早就被开发了，可在那边完全被冻起来了。如果下一步，从大的方面讲，比如说，可以借鉴大南坡那种模式，不过，那种模式就需要资本的介入和政府的支持，现在只能从小处做，以点带面，但是你必须得做，不做不行，通过这个点，你让别人发现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就像初三四班弄完以后，董卿一采访，这个就会产生爆炸式的效应，然后再反馈回来，再利用这个东西。像前两天，不是云南有个教师，抱着不能让一个学生失学的教育信念，最后得了癌症，这个新闻出来以后，这个女教师，她到哪儿去融资，那比过去简单多了，就是得坚持做这个事。昨天张老师去蓝田非遗村，我不知道做的怎么样？还有艳坤也做这个事，张老师你看，非遗跟这个产品的结合，怎么才能往上再走一步。
张西昌：非遗这些东西，它在那儿能不能转换，在产业上转换成功不，我也没有去看，这有点像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人，当然也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到目前没有去对接，靠这个实体去转换它，自己本身对这个缺乏经验，没有去了解，像刘老师做这个事呢，一些环节细微之处的难度是我们不了解的。比方说，长安非遗集市，它跟安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原来安口这地方，原来它有产业底盘，最起码有基础设施，它还在呢，如果说要去部分复建的话，还有可能，另外这个，安口窑陶瓷，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活用品，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非生活用品。西安非遗乡集这个是被移植过来的，它没法同生活实用，还有一个，它一个单一的，比较具体，脸谱就是脸谱，但是陶瓷呢，就多了，它可以做碗、做壶、做很多东西，它可以发散成不同的形态，各自有各自的情况，当然说，现在要复建这种东西吧，资本投入呀，怎么运作呀，匠人的技术呀，能不能把原有的东西投入市场，现在的人他喜欢，他能够购买，就像咱那个漆碗，它可能碰到方方面面的，不同环节的许多问题，所以做实体，需要考虑的具体环节更多，也更现实一些。我们做的这个事，也是在对接，当然，我们一步一步往下推，推到一些环节上，如有机会再整合一些资源，慢慢尝试着去做，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新的潮流，也是一个新的工作，目前，需要探索，难免有迷茫呀，这个也都正常。
林兴旺：安口这个艺术乡建社这个建立的因缘还得从“蹇骧Ⅲ”艺术考察项目说起，我们用了一周的时间去了很多的地方，看了好多的东西，但到每一个地方驻地的时间不长。当时刘老师提出这个想法的时侯就说做驻地项目，长期做，我觉得从建构上和“蹇骧Ⅲ”这个项目有所有不同。第二个，从张老师和阎老师谈这个书的创作背景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思考，做这个项目，最终还是回到要反映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伦理，然后再上升到人的艺术审美素质的提高，从这方面走。安口这个地方和其他地方最大的不一样，比如说，做陶瓷这一块的话还有瓷州窑，耀州窑，从事这一手工艺的的户籍结构可能大多都是当地人，但安口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流动人口多，户籍比较复杂，因为在当时五六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时，这里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在这里留下了生活的痕迹，所以这个地方人的身份结构很多，这也是好多地方进行乡建工作所没有的一个现象。第三个从《安口》这个书的创作来说，咱们采用驻地的方式，去做长时间的考察就必须选择切入的点，我今天下午听《崖边》新书发布的作者分享会，我想这个书的内容也一定要做的丰富一些，它的可读性和价值就更高一些。那么怎么样把这个书做丰富呢？我之前也去过安口， 当你去第一次的时侯，给你的感觉是，你看了很多，但是大脑仍然是空白的，怎么样使你看到过的物像经过你的阅读思考进行筛选，而形成一个清晰的，有意思的写作的点呢，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想和大家谈一谈，今天我来得比较早，到这个漫巷万邦书店里看书，特别是在人类学、社科、以及理想国书区，看到这些书的作者的出发点，就一下子将我在安口看到的东西对接起来，比如说，安口的民居，安口人生活细节中的种种有特点的物象，去做都可以。从国家层面上讲，乡村振兴是进下提高老百姓的物质精神生活质量，我们做的这个，是在样一个大背景下抢救性的把它保留下来，用写作方式将它整理出来，比如说民居这个点，现在政府规划的设计的小康屋，居民整体移民搬迁，那么原来居民居住的老房子，如果有意识的去整理，或许还能发现一些人们原来固有的生活方式，以及原始情感的保留和寄托。因为住是人们最原始最朴素的一个物质情感载体。从物象上来说，除了陶瓷，还有民间手工艺等，如果你对地理感兴趣，还可以做安口的一些形胜，地貌结构的研究，甚至还可以涉足工业遗迹，从业者的生存状态等。可能通过《安口》这本书建立一个对这个地方做全面认识的知识谱系。这样的话，就不会因为这个地方小三两年之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了，相反这个圈会越做越大，越做越丰富，越做越有价值。
五二零厂口述史收集 对朱大山、张振国、李琨发、朱令智等老工人进行口述史的收集节选如下：
刘：咱们的三线跟二线一线的区别上大着不？李：大着呢。刘：三线就是第三线城市。李：二线一线是干大的，原子弹，坦克这一类的，咱们是小三线。刘：当时实际上都是生产的军工，以战争为主。李：对，以战争为主。刘：你干装药型罩。李：我们主要干的是药型罩，风帽，弹壳，内锥锥。这四大件里面什么都不装一弄就是一个弹。刘建国：到这儿来的时候刚好是21岁。 朱令智：对。 刘建国：你培训的时候到282厂培训什么？ 朱令智：厂给我分翻砂工。就是把沙子倒成模子，然后你要什么形状，比如倒这么一个缸子，倒进去，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翻砂工到这儿，这话怎么说呢？吃了人的亏了，由华峰调来的杨干事，在我们厂劳资室，大家一块吃饭着，在山南跟前打个席棚子，在那儿吃，人家说03厂好得好，男人住席棚吃饭去，这食堂做的不理想，下去问我们队长，结果说叫什么，结果上去人家就给我分了翻砂工，我带队的是黄碧清（音），是2车间指导员，原来是厂里的，车间还没有分，说没有翻砂工，给我调了个油漆工，喷产品，40火箭筒里外的喷漆，弄了不到半年，我在那里呆了10个多月，最后说厂子里喷漆工淘汰了，后来又弄了一个点釉工，把漆倒入槽子里面，搅匀以后通上阴阳电（音），弄成点釉工，最后回来，回来之后把我分到6车间，分到6车间，当时就是刚才叫的人戴口罩的人就是我们的班长，后来人多了，就把我们分开，分到油漆班当班长，后来车间选支委，还当了两年支委。到那一年我忘了，最后15车间成立了一个自行车厂，03厂生产民品，熊猫自行车，把我分到那边，那时候想把我调出去，最后调不出去，26车间也干的时间长了，最后挑不到人，潘厂长，原来是河南实习的某某人在吗？说把他调到15车间，我就在那儿干，干自行车，自行车零化工一闹，把缸子绣油去完之后就交给我们班，我们班里上清漆，点釉漆。 干到哪一年最后厂里分流，分流一部分人到首钢去了，我们就留下，这里有我一个儿子，最后他没去，我去了，最后年轻人都走了，他又把我顶下来，他去了，在北京奋斗了几年回来了。 刘建国：你儿子还在燕郊那个地方吗？ 朱令智：回来了。 刘建国：他为啥回来了？ 朱令智：去干了三年还是四年，最后所有分流的都回来了，北京有两个，一个是小分队，一个是分流，分流就是钢铁公司，后来这部分人就回来了，回来就在厂里，这儿干干，那儿干干，干到退休了。消防队也干过，其他也干过。最后我儿子回来，我儿子放到15车间，那会儿厂里是老子在那个地方，儿子就在那个地方，厂子为了方便好管理，15车间喷漆上，我们干的底漆，他们干的面漆，一个班一个班的。 刘建国：那你儿子到首钢去也是干的喷漆的活吗？ 朱令智：首钢是干的杂活。 刘建国：当时到首钢去的原因是什么？ 朱令智：这儿产品少，就往首钢钢铁公司，把好多厂都弄到哪儿去分流。 刘建国：像你的身份是从咱们周边招进来的退伍军人，你来之前已经干几年了？ 朱令智：我也来得早，这里刚开始。 刘建国：刚开始他们带的人员不够，必须还要招一批人？ 朱令智：对，我们这些复员军人都是回来招来的。 刘建国：招的大多都是复员军人？ 朱令智：对，再就是兰州来了一批学生，庆阳招了一批学生，各地都有，上海的，四川的，复转军人，毕业出来的学生。 刘建国：这些学生是当时学这个专业的吗？ 朱令智：没有，来都培训着。分的培训，再就是外厂，像我们这些培训早的分到我们班里，我们班里就往出带，干什么，干什么。刘：你是当兵的，培训过程中有困难吗？
张：年轻着呢，也没有什么困难，老师傅都很认真，特别是三线的厂子跟地方的厂子不一样，还牵扯多政治问题，为什么我们都当兵下来直接都多这儿来，因为政治好着呢，社会上收你，还要富农弟子，反坏右等等这些人就不能要，因为这是国防厂子太重要了。
刘：你是红峰厂子培训的东西，刚好在这儿就可以用上，专业对口着呢。
张：专业对口着，冲压工走那儿都一样，但是零件不一样，你去要学图纸，会看图纸，里面道道深了，还一下子讲不明白。
刘：您老家是沈阳哪儿的？ 朱大山：是沈阳北郊，新城，和赵本山是老乡。 刘：那时候沈阳的工业在当时比较发达？ 朱：这可能是人的家乡观念比较重，我始终认为东北的工业要发达得多，小时候没事，到了山西长治都是一些年轻人，一说都说家乡好，我们说你们的家乡算个什么，湖南人说湖南人好，陕西人说陕西好。我说我老家那个地方，电线的铁塔都比你电线杆子多。有日本的援建，高岗要把东北门要关上，要搞独立王国，东北要搞独立王国，那工业技术很好的，因为高岗实现之后，东北的工厂全部都管理起来，所以现在到管理里面，所有的大型企业，现在恐怕都退休了，不说了，那要是20年前大型企业里生产骨干全都是东北的，像咱们甘肃，白银那个地方，在街上说话都是东北口音。805厂，11冶，都是东北的。像兰石，天水的西北阀门厂，全都是东北过来的就我们的兵工厂有好多都是东北过来的，在兵工系统里可以说东北是劳模级的，都是从东北各个厂抽调的。像304多少东北人，厂长、工人，包括炊事员都是东北的。 刘：沈阳确实是重工业区。 朱：那是，那时候沈阳光机床厂就我知道的有15个机床厂，那个机床厂有上万人的。一个厂子上万人，面积大着呢。像我念书的地方叫724厂，724厂是小日本最古老的兵工厂，那个兵工厂大到什么程度，那厂里有狼，工厂一个车间一个车间距离很远，其余都是树草，那里还有狼，你想到什么程度？东北那时候，我到北京一下火车，我说都还不如沈阳。安口窑艺术乡建社正在进行的艺术项目和计划：1、民间艺术、佛教文化、造像题记、安口窑陶瓷文化梳理和武山地区的民间《蹇骧》田野考察一书的结集出版。该书主要由平凉地区的民族志、艺术两大地域文化板块组成。目前该书已经在陕西电子影像出版社出版，书号为978-7-900897-40-4。2、安口陶瓷器物的收集和陈列。在古玩店和收藏者手中通过自己购买的方式抢救性收购近四百件。其中最古老的为安口窑北宋时候的器物，最晚的为安口陶瓷厂八九十年代厂瓷。在安口窑艺术乡建社布置的两个陈列室，其中一个精品陈列室，主要以宋至清末之间的器物为主；另一陈列室，主要以清末到八九十年代的厂瓷和生活实用器为主。3、安口窑历代堆积层陶片的陈列。主要为安口窑历代窑口挖掘所得的各种代表性瓷片标本为主。4、《安口》一书的驻地考察，前期编写。项目涉及安口地方知识、陶瓷文化、影像志、采访活态传承人、工匠口述历史、安口窑陶瓷器物价值辨析等。参与者有张西昌，西安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民艺杂志副主编；张子艺，腾讯甘肃区总监，青年作家；王昱娟，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阎海军，媒体人，非虚构作家；陈量，著名实验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教师；何效义，著名艺术家，陕西省书协副主席；刘建国，著名艺术家，策展人，安口窑艺术乡建社创始人；高非，艺术家，策展人；二冬，著名作家；任国学，地方志专家；林兴旺，地方志学者；左禹，支援西北建设的知青；李学文，《往事如烟》作者，安口北医二院的亲历者。该项目资金为华亭市政府资助。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高校学者不能进驻安口，此书的前期编写只完成了一半，预计明年底将会出版发行。5、口安口陶土烧制实验。我们出资购买了电气两用的电窑，明年开春会进行烧制实验。采集安口陶土，做试片烧制实验。以文字记录、影像笔记和结集出版的方式，呈现出安口陶土的地理位置、深度、原始样貌、烧制温度、颜色和烧成状态。6、安口陶瓷的前期复活实验。与当地手工艺匠已经合作设计制作了一批素胎酒瓶。后续如果有项目支持，联合老工匠，抢救性复原安口窑陶瓷工艺。7、安口废墟影像笔记。以影像的方式记录安口的工业遗产和手工业印记。已经对电厂、电瓷厂、陶瓷厂、砖厂、安矿、面粉厂、146队、03厂、04厂、窑头镇等地进行拍摄，获取影像资料数千张，后续还要进一步深入拍摄。8、安口陶瓷厂八十年代积压厂瓷的重新设计开发。安口陶瓷厂八十年代积压厂瓷的重新设计开发，挑选器型古朴、实用的老厂瓷，进行重新的设计包装，已有成型产品供应。9、“华马深”古版木版年画的挖掘开发。“华马深”古版木版年画的挖掘开发。通过两年对程立仁“华马深”木版年画的调查，年画已经开发成产品，还编著成了一本两三万字的书，作为《蹇骧》一书的别册一同出版。10、安口手作酒的酿造开发。（原料为本地山泉水、大米、酒曲，工艺为蒸馏）已经有成型产品，因为制作周期长，条件有限，产量较少。11、安口公益图书馆的设计改造。安口公益图书馆的设计改造。目前只协调了安口镇的旧房舍，因负责人调离目前处在停滞状态。12、安口陶瓷口述史和520厂老职工口述史的收集整理。已经采集口述文字十多万字，后期还得继续采集，很多老工人年纪大，居住分散，属于抢救性工作。13、乡建文献展的筹备和文献资料的出版。安口乡建文献展的筹备和文献资料的出版。已经整理文字二十多万字，文献还在进一步的收集整理中，预计明年十月份出版，并在西安光年艺术文化研究中心展出，届时邀请全国乡村建设的各个领域的学者二十人，进行安口窑艺术乡建社首届乡建论坛。邀请全国知名媒体和学术机构参予支持。14、安口人民生活合作社安口人民文化生活合作社的设计改造。目前只协调了安口镇的旧房舍，因负责人调离，处在停滞状态。15、安口窑艺术乡建社创刊号出版创刊号的文章、驻地笔记、酿酒师手记、酒系列版画、诗歌、民歌等资料基本收集完成，下一步交给出版机构进行设计刊行。人大爱故乡文学文化小组对安口窑艺术乡建社授牌爱故乡·乡土书写实践交流基地华亭干娃娃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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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 视频详情 正月二十三是西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到了这一天 ，各个村庄的锣鼓停止，社火歇息，和年相关的各种娱乐活动自觉消停。等吃完干吊菜、燎完疳，就预示着年彻底过完，生活要进入正常化。清代光绪年间《甘肃新通志·平凉县志》记载：“正月二十三夕，剪纸人刺孔遍身，当门焚草，子女皆绕人跳跃，已而焚纸人，曰“燎疳”。这是《平凉县志》有关燎疳的记载。华亭除过燎疳，烧纸剪的“干娃娃”以外还烧纸塑或者纸扎糊的“干娃娃”。用鸡蛋壳做“干娃娃”的头，以笔墨绘出五官，再扎纸成人形。“干娃娃”也分男女，主要的区别在衣服和帽冠头饰上。剪纸人来焚烧，这种民间文化样态是巫文化早期的遗痕，也可能是民间剪纸的雏形。中国古人认为，在天盖和地舆分离之后，天地逐渐形成，天上的神与地上的人是无缘往来的。神居于天庭，人居于大地，永相隔绝。而巫作为生命秘密的守护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J·G·弗雷泽在《金枝》第三章交感巫术中说：“历代以来，总有人试图破坏或摧毁对手的人偶肖像来报复或消灭其敌人。他们认为，敌人的人偶肖像在受到伤害或被毁掉时，他本人也会感到疼痛或死去。”烧干娃娃的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和这个有相似处，因为这种独特的民俗活动中就镶嵌着人对“疳疾”的仇恨和惧怕。人们想通过火的威力焚烧掉这些附着在人身体上的恶疾，并通过火的灭迹转换打通人与神之间无法逾越界限，把人最为真切的平实诉求转达给神。民俗学家认为，“西北燎疳习俗中最有特色的文化现象——焚烧“干娃娃”，文化本源与上古时代的焚巫意识和周礼时代的束薪、包茅等禳解思维相关，是在神巫相通的宗教理念和“替代弭灾”的巫术观念下，形成的一种风俗模式。燎疳者通过“燎”和“焚”两个层面的活动，在精神上达到了目标实现和心理平和，这是燎疳习俗中透露出的农耕文化意义，也是民族群体繁衍壮大的内力所在。”华亭烧“干娃娃”除了去疾、祈福，在后来还演化出了另一个功能，即对孩子未来婚配契约的提前申请和祈求。男“干娃娃”叫“干相公”，女的叫“干媳妇”。一过正月十五，家中长辈就会给小娃娃扎糊“干娃娃”有女儿的人家会为女儿扎“干相公”，有男孩的家庭会为男娃扎“干媳妇”。“干娃娃”在正月十五以后也充当了孩子们的玩偶，在正月二十三之前都可以挑着玩，有些人也会把“干娃娃”供奉在家里，等到了正月二十三的晚上就和撕下的对联、门神、柴火一起烧掉。这不光烧掉了一年的晦气和病患，也为孩子将来的美满婚姻找到了一个提前申请的通道。这个习俗到底源于何时，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据我了解，和华亭相连的崇信也有烧纸扎的“干娃娃”的现象，但是没有拜“干相公”和“干女婿”这一说法。另外华亭周边地区大多都是燎纸剪的干娃娃，燎这种扎制的干娃娃却非常少见。这一现象肯定与华亭民众的生产生活、信仰礼仪和情感寄托等因素有密切联系。安口燎干现场 关闭观看更多更多正在加载正在加载退出全屏视频加载失败，请刷新页面再试
刷新 视频详情 安口卖蒿子的商贩朱栋苍先生在《华亭汉民族的旧年俗》一文中写道：“正月二十三日，最中心的活动就是初夜的“燎干”。活动的过程是:各家各户都要在自家门前较为开阔平坦的场面中间积垒地堆干柴，将早己(有的在二十一日、有的在二十二日)缚糊好的“干娃娃”插置上面，然后焚香点纸，磕头作揖，礼毕点燃柴火，并伴以大小纸炮，接着不分男女老少，大家都争着往火堆上跳来跳去，跳不动的老汉老婆子即是翅起条腿来，都要在火上燎燎，小伙子大姑娘们还三五成群的跳罢这家的跳那家的，兴高采烈地跳完全村的火堆。只等大火一熄，便操起锨连火带灰地操 扬于空中，注目会神地观看那从空中复落的一串串火花，看象啥粮食，就认为当年啥粮食收成好，听说经此一燎还可以保一年不 生疾病，一年四季平安。一面所说的“干娃娃”形成于何时何地，因何而生，谁也传说不出个苗头，只知最早都是用一张黄纸叠住剪成人的形状，然后展开铺平便成许多纸娃娃，再夹在竹杆或麻杆上就成了。后来在长期发展中，跟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便用竹蔑和彩纸仿人状扎糊成立体造型的纸人，给男孩子糊姑娘，女孩子糊相公，给那个孩子糊的还要给这孩子本人每月三次为他上看敬奉，燎时又要他亲自置放置火上磕头礼拜，由此看来这种习俗似乎与祝愿婚配有关，可为啥叫做“燎干”把纸人叫做“干娃娃”其形成的原由和目的性，谁也说不上来。在当天内与“干”字有关的习俗还有两个。一是各家各户都要把自己早己晒干贮存的干菜煮一些，如果自己没有准 备下，向邻居借一点煮一下，以应奠日子，说是这样做了一年不生疮疴。还有规定从腊月三十至新一年正月二十三前不准烙馍炸 东西的戒条。再一个习俗，就是从旧一年腊月二十三晚敲起的锣鼓铙钹等打击乐，务必要与正月二十三晚停止敲打，由此可见农 村社伙队最迟要与正月二十三结束，不能不说于这个风俗有关。总之，一过正月二十三涉及过年的一切活动都由此收口。”安口卖蒿子的商贩上帝粒子和超弦理论的出现，让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空间可以无限扩展，而我们的感官只能知觉到四维空间，剩下的七维空间可能被折叠在更小的肉眼无法观测到的微观空间里。中国古人和希腊、阿拉伯、拉丁炼金师好像都懂得神和灵觉的力量，而且他们认为这些力量就聚合在我们的毛孔和细胞之中。炼金师认为若要改变金属，便要把心念、想象力和天体的力量统合起来，只有这样，这些能量才能汇聚在制造中的哲人石上，使其侵染法力；也可以集中于某种溶液或复方上，使其发生奇妙的转化。荣格解释了这个历程，“因为与神对话，因而哲人石中便注入了更丰富的灵性。这就是说，哲人石因此而更加有灵性，更具挥发性，更加升华。”炼金师认为只要灵髓注入哲人石，那么你的对话对象就不只局限于上帝，也可能是浩瀚的宇宙和任何星辰。这有点像我们说的境由心造，意念和灵力是主导结果一个重要因素。华亭燎疳时烧“干娃娃”的这个民俗活动中蕴含着深厚的美学理念，一种极其淳朴的祈祷和美好夙愿用这种极具仪式感的方式来书写和完成，焚烧灭迹后，那些不灭的念力便随风飘散在宇宙。有现实情况和理想、道德的对立，这似乎具有存在主义的荒谬价值。我甚至觉得这有点像行为艺术，因为行为艺术家相信在感知存在和生命意义问题上，人的身体和有思维行动无疑是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媒介。燎干时烧干娃娃的行为活动尽管没有用人的身体作为直接媒介，但是“干娃娃”是人塑造出来的一个替代物或中介质，它身上承载着人的思维和性灵，被赋予了人的意愿，更像一个一次性身份的顶替者，既传达了自己的意愿，却对自己和子女的真实身体毫无伤害。这个纸扎糊的“干娃娃”代表了焚烧者理想中真实的身份，这个烧毁的过程象征着灭绝和复活，而且这种充斥着暴力美学的焚烧过程，颇有意味，这个庄严的形式即有对现实的叙述也有对内心的照见。这个行为即虔诚慎重又荒谬幽默。焚香烧纸，磕头作揖，烧掉干娃娃并不是否定“干娃娃”的存在，而是让事情的本身更接近自己的意愿。这一切就如同一个死与生的循环过程，“干娃娃”只是一件毫无生命的演出服，人才是整个演出的灵魂。“干娃娃”就像那个“哲人石，”它身上如果汇聚上人的想象力和性灵，就有可能接通任何星辰以外的力量。现在做“干娃娃”的现状和过去已经完全不同，有极少的人还会利用闲暇时间给孩子扎制“干娃娃”；还有一部分人选择正月二十以后去街道的小摊贩那里购买“干娃娃”；还有一部分人不买、不做也不烧“干娃娃”。街道里出售“干娃娃”的主要是华亭西华镇的村民，这两年因为疫情和环保的影响，聚集性和焚烧的活动被禁止，也严重影响了“干娃娃”的销量。一到九月份她们就开始制作“干娃娃”，一个人一天最多可以做四个，一年做三百个左右。“干娃娃”的头现在大都用网购的塑料壳替代鸡蛋壳，因为鸡蛋壳容易破碎，做起来成本更高，而鸡蛋壳做的明显要比塑料壳的更生动。衣服上除过手绘纹饰以为，做工精细的还要剪贴纹饰和花草，再加上帽饰、帽穗、头花、耳朵、脚、鞋。人物造型也各不相同，状元、相公、小姐、格格是主要题材，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物造型也在不停变化，我在一个摊位上还看到了很现代的人物造型，戴帽子的时尚女孩和扎发带的女孩，又当代又鲜活。安口卖蒿子的商贩步行街的路口有五六个小摊位，购买者稀稀拉拉，主要以中青年人群为主，他们一般都带着小孩子来挑选，整个过程喜庆而热闹，在美好的祝愿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心喜东西。2021.3.6于安口平凉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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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 视频详情1969年我们作为空前绝后的一批北京医务人员，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毅然决然地远涉千里，下放到甘肃省平凉地区这一严重缺医少药的偏远山区，建院、诊疗，谱写了一曲令人动容，流传久远的救死扶伤的悲壮颂歌。
告别北京自1969年下放至今已整整过去了50年，值得我们隆重纪念，值得我们回忆。告别北京现既无官方档案可稽，也无个人日记可查。时间就像一把鎯头，将人们的记忆敲得粉碎，仅凭一些碎片很难拼凑出一副完整的二院编年史。在下放的人员中，我们仅为小字辈,无论学识还是能力，与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师长不可同日而语！二院有那么多的“大咖”，他们才是二院乃至甘肃省甚至是全郭卫生战线上的精英。他们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更应该写一些文章，记述二院的兴衰，记录自己的医学实践、独特的理论及宝贵的临床经验。但到目前为止，这类文字寥寥，不免留下莫大的遗憾。我只能以一己之见、只言片语，以管窥豹，以蠡测海，草就一篇拙文，以飨“战友”与亲人。考察 选址 动员1969年北京医学院领导卫生部下达的任务，要抽掉三分之一的医务人员下放到对口地区甘肃省。除了甘肃其它一些地县留用一部分人员外，上级决定由来自北医各附属医院包括北大医院（北医第一附属医院）、人民医院（北医第二附属医院）、北医三院及校本部的一百七十余人要在甘肃省平凉地区建立一所新医院。当时北医有关领导委派钮新章（北医校本部）及孙晓雄（北大医院麻醉科）先去甘肃省平凉地区华亭县考察并与有关部门领导协商选择新院院址，并对将要到来的下放人员暂时的住所做出预案和安排。1969年年中，自考察地区返京的孙晓雄向北医已报名并经批准的6.26人员介绍了将要建设医院的基本情况。钮新章与孙晓雄也是下放后筹建医院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员还有国乐平、付剑峰、韩旭。1969年9月30日，我们这些确定将要下放的医务人员被邀请参加了国庆20周年天安门广场的歌舞焰火晚会。我被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所感染，看着满天腾空而起的绚丽烟花心潮澎湃，暗下决心，将来在新的工作环境里一定会有所作为的！先遣队员当年我是单身，没什么家庭负担，是积极要求下放的。三院放射科、运医、理疗科联合党支部书记贾廷珍同志正式通知我，批准了我的申请，同意下放。这边儿忙着听当地的情况介绍，那边儿还要准备行囊，前后忙得不亦乐乎。某天，驻北医三院军宣队的二老刘（刘丙厚）代表院领导告诉我说，我已被委派为先遣队成员，须早于大部队数日到达。同行的还有我院妇产科的护士袁素云和北大医院的赵松林师傅。我于1969年10月30日出发，我院军宣队、工宣队及院革委会领导来为我送行，为我佩戴了大红花，乘坐三院唯一的一辆高级小轿车——伏尔加前往北京站。途中顺道至北太平庄电影洗印厂家属宿舍我家中，准备与父亲道别，（母亲当时去了外地），碰巧父亲也不在，我写了一张字条：“爸，我走了，去革命了，放心吧，您保重！”现在的小青年可能不理解，可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就是“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所要学习的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榜样——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我和袁素云在北京站会合，之后登上了69次北京开往新疆乌鲁木齐的绿皮直达列车，车上很挤。上了车安顿下来后，我就跟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在人群里费力巴巴地找到赵松林。赵师傅浓眉大眼，方脸盘，很稳重，一看就像见过世面的人。我长这么大没出过北京，连通州都没去过，见到赵师傅这下心里就有了底。火车哐里哐当地从白天走到黑夜，说是在郑州换车头拐弯儿向西。过了三门峡火车爬坡，还说是两个车头，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速度越来越慢，火车喘着粗气，汽笛长鸣。1982年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记述这段经历，“汽笛一声过潼关，擎妇将雏赴陇原。为了践行六二六，哪个不是‘白求恩’？！”经过了近24小时的行程，我们终于到了宝鸡。我和袁素云都没出过远门，下车后一切都听赵师傅的。先是寄存了随身携带的行李，接着再去找旅馆登记住宿。最终我们找到的不是旅馆而是一家澡堂子，得等人家洗浴的客人走了，浴池“关板”了，我们这才能进去休息。住宿之前我们去吃了中饭加晚饭，点的菜是葫芦头，后来才知道就是肥肠。我吃不习惯，只啃了两个干馍，不饿就行了。次日我们坐上卡车，车座是固定在车帮上的木条凳，车顶罩着绿色的蓬布，后面敞着口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穿千阳，过陇县，我们先后翻过了两座山。上山时汽车如老牛一般哼哧哼哧。下山时车速飞快，耳旁生风。有时遇到90度的急转弯儿，恨不得能把人甩下座位。汽车随着弯道左转右转，人坐上面就跟摇煤球儿一样，可能是因为通风太好了，不然早就吐了。走着走着，天上开始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从车尾飘进来落在脸上，人立马清醒了许多。还好感觉不算太冷。终于，我们看见了山下的一片建筑，同行的当地人说，这就是甘肃省华亭县的安口镇。往下望去，可见一座白色的楼房，旁边一高高的烟筒正冒着烟，还有一游泳池般的水塘弥漫着雾气。不远的半山坡上有旋转的卷扬机，说那是安口煤矿，那座楼房是安口电厂。再近些，只见阡陌交通、鸡犬之声相闻，人来人往，似怡然自得，一番典型小乡镇的景象。“到了！到站了！”我们目的地到了，安口镇的华亭县第二招待所！重回二院那是1969年11月1日，天上还飘着雪花，地上白白的，如同铺了一层霜。记不得是否与老牛和晓雄有过交接。有一位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老朱接待了我们。我们三个的任务是将大家到达后的住所按家、按户、按人抄写在纸上，然后分别贴到各自的门上，就如同当年八路军“号房”一样。赵师傅则负责整理灶房，一旦大部队来到，立马能开火造饭。重回二院因为总共170多人，无法安置在一处居住，招待所住的人最多，还有招待所斜对面的上山下乡办公室，也相对集中一些。我和李长海、瞿渊荣一间，隔壁有李庆棠一家，再就是景以恂一家。还有一个住女生的大房间，住在里面的有王明珠、杜金惠、杨青、岳丽珍等。其它人员则住得比较分散，有住安口电厂的、安口煤矿的、华丰厂的、安口农机厂的等等。就此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开始了。巡回医疗大庙诊室到达安口后,稍事休息，各家各户的家具、锅碗瓢盆尚未摆放就绪，大家便开始了工作。医院共组织了三支医疗分队奔赴庄浪、崇信、平凉县各公社乃至生产队，宣传合作医疗并诊病治病。还有一些人员就近在安口镇的厂矿单位卫生所和县医院协助日常医疗工作。王明珠、郝世源、赵立安和我被安排组建针灸门诊。经与当地有关部门协调，我们争取到了一间废弃的大庙做诊室。它位于安口镇的主要街道上，比普通民房高大一些。当我们打开临街的房门，里面黑洞洞的，走进去后被蛛网罩了一身，幸亏网主不在。东面墙上有一个不大的窗户，一束阳光照射进来，如舞台的聚光灯，光柱中有亿万个晶体和毛絮上下翻飞。地上几只老鼠受到惊扰嗖嗖地窜回到自己的窝里，它们肯定认为是我们侵入了它们“原住民”的领地。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迅速找来笤帚，簸箕，脸盆，抹布，把房间打扫干净，所幸庙内没有供奉菩萨、金刚等佛像。卫生打扫完，我们又找人在庙里装上了电灯，安上了炉子，摆上了办公桌、诊查床和候诊椅。没两天我们就开诊了。我们既是大夫，又是卫生员，还兼任会计和出纳，挂号和治疗费仅几分钱，即使是这样开发票的工作也不能含糊。此外，每天早晨我们自己还要生炉子，常常把房子里弄得烟雾弥漫，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座庙里又有了香火。不久就有了病人，头疼脑热，消化不良、腰腿疼痛等，口口相传，病人越来越多。来自积水潭医院的郝世源，针灸是老本行，经验丰富，治疗效果良好，于是我们就向他学习。好在我在北医三院工作时，曾在6.26门诊与同事王素琳在塔院大队、后又与外科张自顺大夫在香山大队做过巡回医疗，期间遇到的常见病我们大多也采用针灸治疗，尚有些基础，因此我的进步比较快。开始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有些困难。有些当地的话听不懂。什么“婆子疼”，什么“兔子疼”，什么“钩探子疼”，什么“猪娃子疼”。幸好有热心人为我们做翻译，闹了半天是“脖子疼”，“肚子疼”，“屁股蛋疼”，“小腿肚疼”。当时因为语言不通，同事们还闹过笑话。咱们一位女同志去打水，结果把水桶掉到了井里，就去找老乡借钩子使，当地人把屁股叫钩子，把老乡惊得目瞪口呆，我们的女同志知道后也颇觉尴尬。有一次病房查房，一患儿家长问主管大夫娃的病咋样？答：“莫斯咧”。家长听罢脸色大变，瞬间嚎啕大哭。咱们大夫很奇怪，“莫斯咧，你还哭个啥？”最后好不容易才弄明白“莫斯咧”是孩子不行了，没救了。大夫表达的是病好了，没事了。终于解释清楚了，患儿家长破涕为笑，对医院、对医护人员千恩万谢。在针灸门诊我们还遇到一些情况。有患者在煤矿工作，穴位周围皮肤上的黑垢非常厚，进针前总要把这黑垢先洗掉吧，可清洗起来的确不容易，棉签使了一包又一包。有的老乡冬天只穿一条棉裤，不穿秋裤和内裤。有些穴位，如环跳，殷门，承扶，风市等，患者不方便脱裤子，我们只好隔着棉裤扎，好在没有感染病例发生，看来还是当年人们的免疫力或抵抗力比现在强。总之，针灸门诊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治疗了大量的常见病，多发病，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好评。针灸门诊的赵立安因某些困难，没有几个月就回了北京，尽管相处短暂，可到现在对她还有深刻的印象，白白胖胖，梳一条长长的大辫子。毕竟她也是我们170多名6.26战士中的一员。建院劳动转过年就是1970年初春，冰雪消融。随着二院选址工作和图纸设计工作的完成，全院职工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建院劳动中。二院的院址选在自南向北的平（平凉）宝（宝鸡）公路西侧的半坡上，自安口镇向西北约12华里，距北面的土谷堆村2华里，后来我们得知医院占用的土地属于纪家庄生产队。医院建成后不少人将之称为“土谷堆医院”。在公路与医院之间有一条小河，经查名为“关卡子河”。河上需要建一座大桥，设计工作是由我院职工梁恒芝的丈夫范景宗承担，后来我们亲切地将它称之为“景宗桥”，桥上赫然刻着“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几个毛体大字！医院临河修一护堤，护堤之上即为医院的东墙。医院的建设用地呈南北方向长，东西方向短，家属宿舍多建在半山上。医院开建有大量的工程，土方工程包括地基和道路，由大秦公社民工负责，石头工程包括护堤、涵洞、石桥、石窑洞由米脂县民工负责，而医院的主体建筑则由甘肃省建十大队承担。二院职工除少数另有任务外，几乎全部都上了建筑工地。有跟着工程师搞测量及抄平跑杆的，像赵松林、王晓琴等；有跑材料的，如李泉海、孙维莲等；还有帮助建筑监理的，有管库房的，还有协助完成各种土石工程的，不一而足，所有的人都像勤劳的小蜜蜂似的。每天都很疲劳，但很充实。亲手参加建设自己的医院，不敢说绝无仅有，但也是凤毛麟角吧。当时干得确实是热火朝天，而青年突击队值得一提。都是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且以团员为主，大家选我做青年突击队长。印象最深的是袁素云、岳丽珍、王晓琴等女娃们，把头发往帽子里一塞，很是精神，个个显得英姿飒爽，干起活儿来，如小伙子一般。当时形容女孩子能干就比喻成穆桂英，男孩子能干则比喻为少年罗成，年长不服老的不用说，那一定是老黄忠了。那时往返安口镇和建筑工地没有公交大巴，每天上下工都是步行。青年突击队员们经常排着队，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来往其间，成为了偏僻山沟里的一道靓丽风景。即使在此后的医疗工作中，年轻人也都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其中的骨干基本上都是共青团员。团支部每周都组织活动，统一思想，表彰先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团员们充满朝气，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团支部始终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党组织前后委派韩旭、国乐平、李安庭给予团支部正确的指导和帮助，团干部做到及时向党总支汇报。因此，无论是团支部，还是青年突击队，或文艺宣传队都沿着一条健康的方向发展，壮大。这群北京来的白衣天使感天动地的建院劳动博得了周边群众的赞许。来往于平宝公路上的汽车司机经常主动搭载上班、下班的我们。有的司机更愿意捎上女娃，有勇敢的姑娘自告奋勇地站在路边，见到车来就朝司机挥手喊：“师傅，停车，带上我们吧！”其它男士则埋伏在师傅看不到的地方，一旦卡车“歘”的一声停下来，大家就蜂拥而上，师傅会心一笑，一脚油门，走起！平宝公路跑的基本上都是拉煤的车，大家管不了那么多，等到了目的地，脸都是黑的，一个个就和窦尔敦似的，大家相视一笑，洗干净就是了。在工人师傅和农民工及二院全体职工的努力下，工程进度很快。紧挨着公路我们盖起了一溜平房，暂作为食堂。这样一来就不用大家中午休息时啃干馒头就泉水了。有了茶炉，歇晌时就可以喝到开水，于是大家就把这平房戏称为“春来茶馆”，裴玉秀就是公认的“春来茶馆”的老板娘了。半山上也建了几排宿舍，其中一间辟为广播室，我和王晓琴这时主要负责宣传工作。领导从地区调拨来广播器材，扩音器，高音喇叭，留声机。我和晓琴忙着采访、征稿、改稿，还要负责播音。电工韩庚印师傅帮了我们的大忙，拉线，按喇叭，调试机器。后来开诊后，韩师傅和金子忠去了仪修组。我和晓琴还办起了《战报》，自己写稿，自己刻蜡版，自己油印，大红的报头很醒目。无论广播还是《战报》，内容都是有关工程的进度，好人好事，注意生产安全的提醒。我们还利用广播播放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为热情高涨的职工送上了精神食粮。为了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我将2×1米见方，重达几十斤的柳笆背到半山腰，栽上几根高2米的椽子，再用铁丝把柳笆固定在椽子上，然后再在上面用石灰水写上大幅标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站在平宝公路上远远望去，标语非常醒目。石头砌的护堤也修好了，自南向北，长约400米，高3米。我用石灰水在护堤上也书写了标语。大门左侧写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大门右侧写的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即使经过了几十年的风吹雨淋，护堤上的这些标语还依稀可见！正在全身心投入建院劳动的关键时刻，院领导通知朱彦山和我作为地区干部到农村宣传“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去的是泾川县飞云公社飞云大队，我负责“东头”生产队，无非是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队长家，早晚饭都在他家吃，中饭轮流在生产队有条件的人家里吃派饭，一顿几毛钱，半斤全国通用粮票。几乎每晚生产队的干部，包括队长、会计、文书、妇女队长等都要到我的窑洞里开会，研究如何调动社员们的积极性，如何帮助困难户、以及生产劳动的具体技术性问题。每早我第一个到队部，等待队长分配一天的任务。我会随某一组干每天不同的活计。我们刚到时正赶上秋收的尾巴。收割庄稼，更多的是打谷场上的工作。稍后就入冬了，平时这就是冬闲的时候，但是当时正值“农业学大寨”时期，整个西北农村掀起了平田整地“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飞云公社地处泾川塬上，土地坡坡坎坎，陇东又是缺雨水的地方，自古至今靠天吃饭，干旱是致命的。因此水土保持就至关重要。我所负责的东头生产队的队员都很朴实，很勤劳，只要任务明确，一呼百应。其实不需要什么领导艺术，就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就是了，我必须出现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白天干了一天活儿，大家都舍不得休息，晚上在工地拉上碘钨灯，挑灯夜战，无论大人小孩儿，无论男女老少齐上阵，拿镐头的，拿钢钎的，拿锹的，拉车的，手拖肩扛的。深冬的冻土足有一尺厚，把它砸成一块块的运到低洼的地里去。有时天上飘着雪花，有些社员竟光着膀子干活，真是人欢马叫，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利用休息的时间，我会站在高处给他们唱京剧。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总之出色地完成了县里，公社给下达的任务。飞云大队大队长还到我队蹲点呢。在年中的平凉地区数百人的农宣队工作总结大会上，我作为唯一的先进个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也算是給二院增了光！大会后，我被调往灵台县什字公社鸿沟大队鸿沟生产队。值得高兴的是咱院温发和与我共同负责一个生产队，这下可有伴儿了。我和老温那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一起出工，晚上一起开会。然后盘腿坐在热炕上，天南海北地谝，还顺带着捉虱子。毛衣里几乎一个孔里藏一只。每捉到一只就随手丢到罩子灯里，啪的一声，“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好有成就感！整整半年，我与老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俩后来一直是很好的搭档。老温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行。在文艺宣传队，他是指导员，我是副指导员。在医院的后几年医院院长的年终总结讲话都是由我俩起草的。我们在鸿沟大队一直干到1971年的下半年，之后又一起回到二院，投身到紧张、有序的日常医疗工作中。在鸿沟大队工作的后3个月里，二院的孙晓雄，作为农宣队员，也被派到了我们那个大队，他在蚂蚱洼生产队，准备接替我们。这是平凉地区农宣队的一种轮转方式。1974年王晓琴作为地区农宣队员也到基层生产队宣传“农业学大寨”去了。“北京医院”享誉西北在全院职工的直接参与下，一个崭新的医院落成了。它矗立在平宝公路旁，依山而建，其中的一砖一瓦都渗透着每一位6.26战士的心血。它就像一位亭亭少年，朴实、大方、英俊，它将为周边厂矿、农村，为甘肃乃至大西北的医疗事业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971年7月1日甘肃省平凉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正式开诊了！医院的一切都走上正轨。二院的党总支及革委会成立了。从临床各科到医技科室，从行政管理到后勤保障，部门设置齐全。就诊的患者逐渐增多，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这里有了一座新医院。内科、外科、骨科、妇产科、儿科等科室一应俱全。大夫们都是北京来的，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尤其五官科，那简直称得上是超豪华的阵容，好几名教授、副教授及高年主治医。二院的大夫们大多又正值当年，人才济济，学识渊博，意气风发，短短几年就诊治了千千万万常见病，多发病，又治疗了不少疑难杂症。不知多少患者被从死亡的边缘解救出来。人们开始从四面八方前来求医，不止是周边厂矿的，还有其他地县的，甚至还有西北五省的患者不远千里前来就医。二院的医疗水平、诊治效果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和赞誉，他们亲切地将二院称作“北京医院”！值得提及的是两次大型意外事故的应对、抢救。一次是平宝公路上的大轿车坠崖，一次是土谷堆煤矿井下瓦斯爆炸。当医院接到救急电话，立即全院总动员，由医院总值班统筹，以急诊值班医护人员为主，全院各科室协同，争分夺秒，这就是一场无声的战斗。伤员还未转运到时，就有医护人员在医院门口等候了。最先抢救尚有生命体征的，输液，吸氧；已无呼吸心跳的，由另一组人员做紧急心肺复苏，包括胸外心脏按压或人工呼吸；有的需要做心内注射；需要手术的紧急推到手术室。需要输血的立即联系血库、查血型配血。有的确是失去抢救意义的，开具死亡证明书，又有人帮忙推到太平间。总之，抢救既紧张、又有序，各司其职，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会有所响应。“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二院医护人员倾尽全力，在两次抢救中取得了最好的结果，得到了有关部门和患者、家属的感谢和赞扬。同事 老师 朋友1971年下半年我从农宣队回来，医院已经开诊。院领导分配我到理疗科工作。理疗科还有吴淑贞，她年长些，为人谦卑、和善，无论领导还是同事们都称她吴大姐，北京俗话叫“官称儿”。对我确实更是大姐的样子，我那时还单身，吴大姐总是嘘寒问暖，年节做许多好吃的，要不就请我到她家里，要不就带到科里让我拿回宿舍吃。更重要的是吴大姐的工作态度，永远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每天提前半小时就到科室，将桌椅、门窗、理疗仪器擦拭得干干净净。当然我会学她的样子，不能让大姐那么辛苦，只能抢着干。她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受过极为严格的训练。对患者如同对待亲人。每当患者敲门,她必站起迎到门口，认真看临床医生的理疗申请单，向病人询问病情，解释采取治疗的项目并反复叮嘱注意事项。在治疗过程中定时巡视，询问患者的感觉或有何不适，吴大姐从未与患者发生纠纷。患者们总是满怀希望而来心满意足而去。只是我与吴大姐相处时间太短，后来她调回北京。我非常珍惜当年朝夕相处的日子，我极为怀念她。吴大姐调走，徐绍仪调入。徐大夫本来就是北大医院理疗科的主任，知识渊博，基础扎实。理疗科接受来自各科的患者，徐大夫就从病因，症状，检查，诊断以及为何采取某项理疗，详细给我讲解。在吴大姐和徐大夫的教导及示范下，我对于理疗科各种仪器所治疗的适应症，操作规范，注意事项逐渐全面地掌握了。其实咱们二院的理疗项目和仪器是比较齐全和完备的，如高频电的超短波、短波、后来又有微波，低频的直流电药物导入、间动电，光疗的红外线、紫外线、还有超声波、共鸣火花等，多种急、慢性病经过理疗均收到了满意的效果，受到临床转诊医生的好评和患者的赞许。在生活中徐大夫对我也有诸多关怀与照顾。徐夫人，庞淑玉是医院的总护士长，不管工作多忙，经常请我到家中做客，吃好的，有时还喝点酒。徐大夫在政治上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在饮酒畅谈中经常伤心落泪，而庞护士长这时会满面笑容地为徐大夫排解、安慰。真是患难与共的好夫妻。徐大夫歌唱得好，是少有的男低音，嗓音浑厚，闲暇无事时会给我唱几首，印象深刻的有美国黑人歌手罗伯逊的《老人河》，我现在还能哼几句呢。还有我和徐大夫经常到土谷堆逛商店买些日用品。卖白酒的柜台上有一个铁丝拴着的小铝碗。徐大夫每次都会在那里沽上二两散酒，也没有任何下酒菜，端起小碗儿，一仰脖，一口闷，然后抹抹嘴走人。这是徐大夫的几件轶闻趣事。而更应该提及的，他还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我在学校学的是俄语。在徐老师任教的二院业余英语学习班里，我是插班生，刚进去时，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学习班开始时学员多达十五六人，一年后就只剩下了七八个。后来徐大夫调回北京，李炳章接替作了学习班的老师。徐绍仪和李炳章的英语水平极高，他们以谢大任主编的《医学英语选》为教材，从国际音标教起，很快进入到复杂、难懂的课文阶段。徐、李两位老师每个单词、每个词组的讲解，分析其在句子中的成分、作用，从简单句到并列句，从并列句到复合句，一一剖析。我们学习的目的是阅读英文医学期刊或英文医学专著，因此学习语法极为重要，不然一翻译就会出错。徐、李老师给我的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我到兰州军区总院进修了一年，通读了约30万字的英文版《耳鼻咽喉科手册》。1982年我调到平凉地区医院耳鼻喉科上班后，参加了卜定方老师开办的业余英语中级班，教材选用的是邵循道主编的《医学英语》。1985年院领导派我参加兰州医学院和甘肃省翻译公司联合举办的英语师资培训班，历时半年。等到卜老师调走后，由其推荐，领导批准由我担任学习班老师。前后约2年左右，学员基本上是专区医院兰医毕业的住院医们。大家学习热情很高，我也学习徐、李、卜老师的授课方法，先翻译，再逐句，逐字的分析，遇到不好理解的难点就大家一起查语法书，如张道真和邵循道的语法书，做到“疑义相与析”。1987年和1988年平凉地区卫生系统的晋升中级职称的英语考题是由我出的，并阅卷打分。晋升高级职称的考题也是我出的，阅卷由其他老师承担。1989年我调回原单位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后也曾任所内业余英语学习班老师。于1991年翻译美国医生塞尔比的《自我指压术》一书，约17万字，由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2次印刷共计2万多册。2009年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我编著的《骨性关节炎的治疗与康复》，约20万字，其中大部分内容译自有关的英文专著。这些外语方面的小成绩是与徐绍仪、李炳璋及卜定方老师的培育分不开的。1976年，我向医务科申请想去几个临床科室轮转学习一下，因为理疗科治疗的适应症来自多个科室。当时医务科长是当地的干部赵麟玺，他说正要通知调我去耳鼻喉科做医生工作。刘芳圣教授、王铮大夫的相继调离，使当时二院耳鼻喉科的人手相对紧张。那时候负责耳鼻喉科工作的是朱彦山，我调到那里后，朱大夫就成为了我的直接领导和老师。他原在北医是搞行政的，到平凉二院后才开始从事耳鼻喉科的临床工作。朱大夫原则性极强，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他的基础理论本来就很扎实，学习又极为勤奋，要求我也比较严格，带我出门诊，包括写病历，临床检查，门诊治疗和手术，都是手把手地教。经过半年的实践我获得了处方权，能够独立门诊及急诊值班。因为大家都住在医院内，一旦有处理不了的复杂病例，我可以随时叫他。他总是以身作则。住院病历一般由我写，按规定必须在入院后24小时内完成，有时我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及时完成，朱大夫就亲自写，给我很大触动。每当有手术病人，无论当天他是否值班，晚上必来查房，数年雷打不动。他总是从病人出发，千方百计地减轻病人的痛苦，争取最佳的手术效果，尽力避免并发症的发生。还要想方设法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总是耐心地向患者或家属详细解释病情，叮嘱术后注意事项。他就是我学习的楷模。除了在业务上对我指导帮助，在生活上也给我了诸多的照顾。我儿子四个月大时，我去了兰州军区总医院进修，朱彦山及其夫人李安庭经常过去帮助史文静照看孩子。我和朱大夫还曾带着二院60多人签名的亲笔信利用假期到北医、到卫生部反映我们的实际情况。有不少同志父母或者孩子在北京或其它城市，有的同志自己身体不好，又因平凉二院发生了地方病，不少孩子尿里发现管型，有的同志患了心肌病。所以要求有关领导考虑，为下放人员落实政策。下放头几年调动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地区乃至省里是不会轻易放人的。北医及卫生部也没有相关政策，也不十分了解基层的情况。当时若将下放人员调回意味着回流，问题比较敏感。我俩反复向北医组织部、人事处及卫生部办公厅和人事司反映大家的具体情况及诉求。他们答应向有关领导反映并在一定范围内研究解决。最后在我们的努力下，加之不少个人也向有关部门反映，终于，政策有所松动。后来，平凉地区组织和人事部门答应，只要是上级调令下来就放人，都不用上会研究。而卫生部尽管没有明确的文件但却有内部精神，只要本人有困难，又有单位接收都可以调回北京。朱彦山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战友”，同事和朋友！即使有微小的污渍也要反复擦拭、心地纯净、善良的吴大姐；敢于与命运抗争、发挥聪明才智、活出了自我精彩的徐绍仪；博大如川、柔情似水、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朱彦山，有这样的同事、老师和朋友是我最大的幸运。他们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我不敢懈怠，不敢敷衍，尽力像他们一样努力刻苦学习，踏实勤奋工作。至今也算为患者、为人民健康尽了菲薄之力。文艺宣传队当年，几乎每个具一定规模的工作单位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二院不乏既有歌舞天赋，又有革命热情的文艺青年。另外，大家刚到大西北人生地不熟，有的拉家带口，有的骨肉分离，不免会情绪低落，急需这样一支文艺宣传队调剂生活，或按当时的一句话叫“占领业余文化阵地”，即现在所说的传播“正能量”。因此，群众和院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其中有几位不得不提及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他们是：李长海，张汉江，温发和，陈敏华等。经过推荐选举李长海为队长，张汉江为副队长。由党支部（后升格为党总支）任命温发和为指导员，任命我为副指导员。温发和是党员，我到二院即被选为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而后接替吴玉英做团支部书记，直至30岁离团为止。李长海在宣传队是台柱子，笛子、笙、唢呐等，凡是带眼儿的能吹出声的他全会，而且他人缘很好，能团结同志，加上我们的辅佐与支持，宣传队始终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最初，我是被长海生拉硬扯进入文艺宣传队的。那还是在北医三院，开始我只负责敲木鱼或小撞钟。到了平凉二院在文艺宣传队我被他委任为舞台监督。后来医院买来一架扬琴，他说这是专门为我买的，嘱咐我好好练，早点儿上台！练了一段时间后，果真可以融入乐队了，而且是“C”位（中间位置），参加了很多场次的演出。后来医院又买来一把小号，他也让我练。不过这次我可没有完成任务。小号声音比较大，我怕影响大家休息，于是就猫到后山上去吹，可结果那声音在山谷中回荡，人们还是能隐约听到。当时我的心脏已出瑕疵，气力不足，吹得不成调，也确实不好听。据此院里有人竟揣测说“李学文失恋了”，哈哈，弄得我哭笑不得。我们宣传队基本接近于乌兰牧骑形式，精干，灵活，不仅在咱院，还经常到附近的厂矿、农村巡回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方针。节目是喜闻乐见的形式，独唱、二重唱、小合唱、表演唱、舞蹈、二人转、三句半、群口词，器乐独奏、器乐合奏、活报剧，诗朗诵等等。大家对节目集思广益，或移植，或原创。尤其是李长海、张汉江、陈敏华、温发和贡献最大，又要编又要导，还要亲自上台演出。无论到哪儿演出，我们就把他们所在单位的工作成绩及好人好事编入节目里，使他们感到极为亲切，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其中的文字部分多是由郝世源和我完成的。尤其郝世源思维敏捷，笔头很快。先后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二院文艺宣传队不仅在二院全体职工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及美好的印象，由于经常去周围的厂矿和农村演出，我们因此还拉近了与工农大众的距离，增加了与兄弟单位的友谊。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对我院的建设及正常医疗工作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和帮助。我院文艺宣传队始终在院党组织及团支部的领导下活动。我们每次排练或演出前都要学习一篇英雄人物的事迹报导，如欧阳海、王杰、刘英俊、麦贤得、门和，李春华等等，因此每次不用动员，大家始终能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投入到排练和演出中去。革命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四幕折子戏已成为二院文艺生活的经典。成功精彩的演出，在周边厂矿乃至平凉引起极大的轰动。为了组织好演出，我们几乎是全院总动员，以文艺宣传队员为骨干，只要对文艺有些爱好的，且从日常医疗工作中可以脱身的，无论男女老少均参与其中，还包括了宣传队员的家属，如王爱慈、胡年华、王焕卿等等。我基本上算是总导演，其它几位队长各管一摊。无论是舞台、灯光、服装、道具、布景、文武场、唱腔、走台、拟音、效果、提词等，必须全局统筹、各部协调，所有演职员齐心协力，不负众望，我们的演出大获成功！其中不得不着重提及的是老余，余国安，他是我院负责业务的副院长，一大把年纪，也和青年人一样，无论排练、演出都是一丝不苟，认认真真。不仅扮演程书记一角，演得沉稳、大气、韵味十足，还要加入武场打大锣，始终与我们“摸、爬、滚、打”，无丝毫架子，因此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我们还特邀了外单位的京胡师傅赵其陆，他是乐队的“灵魂”。他带领着乐队的李长海、张汉江、温发和、郭亚光，出色地完成了伴奏任务。无小赵就无京胡，无京胡就无乐队，无乐队就无我们的《沙家浜》！我们十分感激他！据说后来他调到了甘肃省的专业京剧团。仅凭记忆很难排演出《沙家浜》的《转移》、《智斗》、《授计》、《聚歼》这四幕折子戏，为此我们买来剧本、简谱，再根据剧本和简谱，走台配乐，练唱腔，各显神通。其中剧中角色，根据专长、形体等各有所属：裴玉秀的阿庆嫂，扮相靓丽，嗓音圆润、明亮，每每获得满堂彩；王亦璁大夫的刁德一，从做派到唱腔，堪称专业；赵松林的胡传魁，粗犷，洒脱；王明珠的沙奶奶，扮相端庄，唱腔浑厚；刘重禄的郭建光唱得高亢、挺拔。其他角色都已尘埃落定，唯独刁小三的角色尚无着落。手术室的孙世源听说后毛遂自荐，可大家却投来怀疑的目光。孙世源从没有参加过宣传队，他的形象也不十分符合，可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大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他演演。结果完全出乎大家意料，简直是活脱脱的刁小三。台步、眼神简直是惟妙惟肖。真正到了演出时，王铮扮演的被抢了包袱的那个小姑娘更加让人觉得楚楚可怜。在武场上，除了余国安的大锣，王致谱负责打小锣，小沙击钹，我是司鼓，掌握板眼。在北医三院时我管广播，出于对京剧的爱好，经常利用周末业余时间在地下室与北医的崔天一，后勤的李大维及王素琳等凑在一起组织一些京剧清唱活动。期间我学了一些京剧的锣鼓点儿，如《望家乡》、《四击头》、《急急风》、《水底鱼》、《乱锤》等，实在是一知半解。可到了二院宣传队排练《沙家浜》时，只能用我这个二把刀来捉鼓键子敲檀板了。幸亏大家包容，认真配合，把一场场《沙家浜》排练下来并成功搬上舞台。最终成为了我们大家心中的一段美好回忆。除了文艺宣传队，二院也很重视体育运动，在“四合院”，在楼前花池旁，很多年轻人不是打篮球，就是打羽毛球，打排球等。此外，二院还组织了乒乓球队。起初队员有孙晓雄，郭亚光和我，后来晓雄太忙，二院的乒乓球队就由我、王金生和郭亚光组成。别看我们球队的队员只有三人，但在与安口镇、电厂以及附近的几家保密厂乒乓球队的友谊赛中，二院乒乓球队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当然，比这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了大家的身心健康以及与兄弟单位的友谊。人员流动 二院变迁俗语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平凉二院虽说不是铁打的营盘，但用“流水的兵”来形容二院在人员上的变动却也合适。最先离开二院的是来自北医三院的护士侯淑荣，她因患结核滞留北京，没在二院上过一天班，尽管名单中有她。前面提到过的赵立安，仅上了不到半年的班就回了北京，后来竟查无音讯了。1971年，1972年，1974年，1976年，张崇光、王晓琴、孙路平、李长海先后被推荐上了兰州医学院，成为了工农兵学员。顺带提一句，钮院长让我高风亮节，先让别人上，后来他调走了，我上学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后来走的是一条师承、自学的路。朱宝娥、王振兴后来被推荐上了兰医短训班。因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要恢复，经国务院批准，陈吉棣、王亦璁、金端和很快调回了北京。1973年分来一群上海娃，高中毕业后经平凉卫校近一年的培训，到二院做护理工作。他们是应菊兰、徐兰芳、陆梅芬、陈爱华、郭雅培、林吉芳、夏英、李桂英、李月贞、秦月珍、吴羊英、郑永康、戴汝和。除后面的两位是男生外，其余的都是女孩子，一个个长得白白净净，说话嗲嗲的。他们的加入确如吹进一股春风，令二院增添了新鲜血液，也更加有了生气。1975年又分来一批本地娃，经过一段培训,分别从事护理工作和药房工作。这里面有李晶晶、李雪茹、刘秀荣、邢兰英、史文静、邢玉芳、吴惠云等。她们都很年轻，有朝气，团支部及文艺宣传队增加了新团员，新队员，医院的各项工作都蒸蒸日上，后来钮新章院长调至平凉，任卫生局副局长。先后调来李德祥和任建国任革委会主任或院长以及政工科王科长、医务科长赵麟玺、总务科长钱满，还有后勤的董世孝、胡志恭、边福生、田玺录等。同时又有几批复转军人先后调入，他们是梁作壁、岳发明、朱瑾、王图政等。其中也有医护人员，如兰医毕业的丁淑萍、刘鹏等，平凉卫校毕业的董淑丽、史惠玲、石敏、任亚芬等。二院的下放人员也有很多先后调离。孙晓雄、岳丽珍参了军，调到了兰州军区总医院；张书盛、孟宪慎调往省人民医院；宣家声、吴玉英等调往平凉卫校。下放时多位姑娘，如胡年华、陈敏华、马秀琴、马凌佩、杨青、王铮等也先后嫁人，在扮演了一段牛郎织女之后，也先后调走了。还有一些同志，或因远在他乡的老人无人照顾，或因与子女分离，或因自身疾病纷纷调离了。1981年原北医系统的炊事员集体回京，其中包括赵松林、辛广泉、张德生、苏志军等。1981年前后，52总厂医院建立，平凉地区二院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经上级批准，决定撤销。其人员或集中并往平凉专区医院即平凉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现为平凉市人民医院），或部分转往52总厂医院，一部分下到基层县医院等。我于1981年8月至1982年8月在兰州军区总医院进修，返回即到专区医院耳鼻喉科上班。直至1989年调回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我在平凉整整呆了二十年。最后，还有五户下放人员至今留在平凉，他们是李泉海、梁东波、王凤兰、居梧林和智淑玲，他们都已先后从平凉地区医院退休，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我们还要向兰州和平凉的“留守儿童”们（6.26的二代、三代）致意！二院撤销了，解散了。原来来自北京的下放人员纷纷调离，或调到平凉地区，或调到兰州，或调回北京，或调往全国其它城市，如今二院人遍布天南海北。但无论他们调往哪里，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不是专家就是教授，或是学科带头人，或院长，或处长，或主任，总之基本上都是各单位的医疗骨干。他们取得的成绩印证了一句老话：“是金子总会发光！”还有一些同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驾鹤西去。但他们有旭日托着、晚霞映着、又有月亮星星做伴，绝不孤寂，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2011年甘肃省卫生厅邀请部分原北京6.26下放人员重返兰州、平凉，举行纪念活动和座谈会。我幸运地参加了这次活动，有机会重返平凉二院。站在空旷的废墟前，满眼的衰草断垣，不禁让人黯然神伤。但耳边似乎还能听到当年的欢歌笑语，眼前似乎还能看到当年白衣战士救死扶伤的矫健身影。是的，二院已成过去，二院已成历史，但二院人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应该是我们的下一代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它将鼓舞激励他们为祖国的强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最后附上一首不是詩的小詩：我愿做一水滴融入并淹没在丁香谷的清溪或湍急或曲折或静谧向着诗和远方流向天际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 后，北医人响应号召，满怀激情，义无反顾， 奔赴甘肃农村。从北医各附属医 院和校本部各院系抽调的三分之-“下放人员”， 在陇原山沟、在平凉乡镇、在沟沟坎坎，留下了为贫困乡村送医送药的足迹。他们在解除群众疾苦、培养卫生技术人员、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中奉献青春、挥洒汗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26"， 在那批48年前赴甘肃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北医人心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到甘肃农村去安家落户上世纪60年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浪潮中，当时的北 医领导(那时是军宣队当政)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为了贯彻毛主席1965 年6 月26 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史称*6.26"指示) 的精神，决定 抽北医现有医护人员的三分之一到甘肃省农村去安家落户，为当地群众服务。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北医人还是正面地、积极地响应了这个号召。有的人甚至冒着妻离子散、朋友告吹的风险，服从了这个决定，“自愿报名”到甘肃去安家落户。1969年.从北医的各附属医院和部分校本部各院系的在职人员中一共抽调了600余人，加上文化大革命初期已下放到甘肃省的原北医平安医院300余人，连带他们的非北医配偶和家属子女等，总计约为1500余人，浩浩荡荡离开北京到甘肃省安家落户。在这批“6.26”下放的北医人当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讲师和主治医以上水平的业务骨干，其中约有10%已是副高级职称以上的高级人才，如:沈绍基(泌尿外科)、王亦璁(骨科)、付正凯(内科)、谢德曜(口腔)、张秉钧(外科)、何6 乃文(外科)、田世杰(骨科)、 胡郁斌(口腔)、胡善生(耳鼻喉)、杨钧(眼科)、杨树芬(五官)、胡汉异(公卫)、钱宇平(公卫)、安笑兰(公卫)、王黎华(公卫)、张希贤(公卫)、李秀琴(病生理)等。现在这批*6.26"下放人员平均年龄已在75岁以上，约有四分之- -的人员已先后故去，但是他们曾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广大的甘肃人民做过贡献，十年动乱的环境中，为稳定国家的农村做过贡献。他们是北医人的优秀代表，北医的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的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陇原山沟来了“不走的医疗队”北医*6.26”下放的医护人员除了原北医平安医院300 余人分往酒泉地区改名为酒泉医院，以服务酒泉钢铁公司的职工为主，其余的600余人被分配到甘肃省的平凉和武都两地区、县、社医院，以农村广大农民群众为服务对象。来自北大医院的丁东杰大夫带着爱人、孩子和老母，来到武都地区的宕昌县。宕昌县地处陇南地区，严重缺医少药，老百姓生活艰苦，地方医疗机构条件很差。当时患者中小儿中毒性痢疾发病很多，丁东杰原是呼吸病方面的专家， 过去并未接触过这种儿科疾病。但他一到宕 昌县医院后，立即投入了抢救小儿中毒性痢疾的工作中。为了抢救患儿，他采取边干边学的办法，查阅了国内外的儿科杂志，向熟悉的同志学会了在小儿头顶扎头皮针，在抢救危重病人时甚至不顾自身苦累，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替患儿吸痰。他的这种为病人服务 的忘我精神，感动了当地的群众和身边的医护同仁，大家一致称 赞这位北京来的好大夫。后来他担任了宕昌县医院的院长，并且-干就是10年。初到宕昌县医院时，只有20多张病床，而且条件十分简陋，他离开时，宕昌县医院已有100连带他们的非北医配偶和家属子女等，总计约为1500余人，浩浩荡荡离开北京到甘肃省安家落户。在这批“6.26”下放的北医人当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讲师和主治医以上水平的业务骨干，其中约有10%已是副高级职称以上的高级人才，如:沈绍基(泌尿外科)、王亦璁(骨科)、付正凯(内科)、谢德曜(口腔)、张秉钧(外科)、何6 乃文(外科)、田世杰(骨科)、 胡郁斌(口腔)、胡善生(耳鼻喉)、杨钧(眼科)、杨树芬(五官)、胡汉异(公卫)、钱宇平(公卫)、安笑兰(公卫)、王黎华(公卫)、张希贤(公卫)、李秀琴(病生理)等。现在这批*6.26"下放人员平均年龄已在75岁以上，约有四分之- -的人员已先后故去，但是他们曾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广大的甘肃人民做过贡献，十年动乱的环境中，为稳定国家的农村做过贡献。他们是北医人的优秀代表，北医的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的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陇原山沟来了“不走的医疗队”北医*6.26”下放的医护人员除了原北医平安医院300 余人分往酒泉地区改名为酒泉医院，以服务酒泉钢铁公司的职工为主，其余的600余人被分配到甘肃省的平凉和武都两地区、县、社医院，以农村广大农民群众为服务对象。来自北大医院的丁东杰大夫带着爱人、孩子和老母，来到武都地区的宕昌县。宕昌县地处陇南地区，严重缺医少药，老百姓生活艰苦，地方医疗机构条件很差。当时患者中小儿中毒性痢疾发病很多，丁东杰原是呼吸病方面的专家， 过去并未接触过这种儿科疾病。但他一到宕 昌县医院后，立即投入了抢救小儿中毒性痢疾的工作中。为了抢救患儿，他采取边干边学的办法，查阅了国内外的儿科杂志，向熟悉的同志学会了在小儿头顶扎头皮针，在抢救危重病人时甚至不顾自身苦累，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替患儿吸痰。他的这种为病人服务 的忘我精神，感动了当地的群众和身边的医护同仁，大家一致称 赞这位北京来的好大夫。后来他担任了宕昌县医院的院长，并且-干就是10年。初到宕昌县医院时，只有20多张病床，而且条件十分简陋，他离开时，宕昌县医院已有100多张床位，医疗条件已大为改观。来自人民医院的付正凯教授和夫人张希贤教授，下放后被分配到平凉地区 泾川县的罗汉洞公社卫生院。两位老教授在公社卫生院看病一丝不苟， 十分敬业，被当地群众叫做罗汉洞的“北京好医生"。他们与当地的农民群众相处很好，有些农民自己家养的鸡下了蛋，舍不得卖也舍不得自己吃，主动地送到公社卫生院，给这两位“北京老医生”吃，要他们“多增加点营养"。来自北大医院的朱蓬弟大夫(妇产科)和她的老伴儿祝总骧教授(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经络专家)下到平凉县的一个北塬公社，他们看不惯公社卫生院的“老爷”作风，不愿意在公社卫生院坐等病人上门，主动提出到生产队巡回医疗。朱蓬弟还成功地在生产队的社员家里为病人做妇科手术，病人家中土炕上，没有医院手术室的无影灯设备，她就让人照着手电筒，在炕上做手术。当地的贫下中农群众对这些“北京大夫”的行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群众一致反映，北京来的好大夫，不但治病本领高强，而且安家落户，同我们住在 一起、 吃在一起， 是毛主席派来的“不走的医疗队”。安口镇有个“小北医”下放到甘肃平凉地区的“6.26"人员接受了甘肃省和地区的个特殊重要任 务，要在平凉地区的华亭县安口镇创建一 所新的战备医院，为当地新建的四个军工厂和所在地的数万名群众服务。为此，代表北医到平凉协助安排下放人员的负责人钮新章(文革前担任过北医的保卫处长和密云县北医农医系主任)“临危受命”被留下来，他作为组建新医院的负责人，他在北医下放人员当中挑选了178位同志来担当此项艰巨任务。当时，新医院的地址选在离安口镇13华里远的“土谷堆”的山坡上，北医的 同志和当地的建筑工人一起，从修路、建房开始投入了场新的基建战斗。那时的北医人表现了极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大家以饱满的热情、高昂的意志来接 受此项艰难的任务，每天扛着铁铣、 铁锹等劳动工具，从临时居住地的安口镇步行13华里到建院工地参加劳动，早出晚归都是唱着歌，十分开心，大家一心想着:要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把新医院尽早建成。两年后，新医院建成了， 当时命名为平凉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简称地区二院)，当地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作“安口医院”。安口医院的所有人员，从院长到医护技术人员，甚至司机、炊事员以及有关后勤人员都是由北医的下放人员组成: 医院的管理规章制度、医疗技术操作规范，都是仿照北大医院的做法， 因此有了“小北医”的名声。这个医院当时集中了北京去的最好的医生、护士，最好的诊疗技术和先进的医疗设备，“小北医”的口碑迅速建立起来并不断扩大，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病人。除了平凉地区七个县外，有来自甘肃省城兰州的，陕西宝鸡的，还有河南、山西等临近省市的，那时在老百姓中都知道平凉地区的安口镇有一个医疗水平高的“小北医”。至今“小北医”的影响还深深留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中。安口医院存在的数十年中，不但为当地的老百姓、军工厂的职工和安口煤 矿的职工治病，而且通过举办各种学习班，培养了当地一批批的医疗 工作骨干，还不时派出医疗小组到附近的农村为广大农民治病，为加强和改善平凉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来自北大医院负责安口医院放射科工作的张书盛、孟宪慎大夫回忆说，在安口医院工作期间，他们已经记不清办了多少期培训班，记不清自己讲了多少堂课，也记不清手把手带出过多少学生了，但可以肯定地说:“现在平凉地区各县、区(社)的放射科挑大梁的，基本上都是我们教过的学生。不平坦的回京之路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许多行业在文革中下放或受迫害的人员都纷纷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北医这批在文革中到甘肃下放的医护人员，都思乡心切，要求调回北京来，但是当时碰到很大人为阻力，主要是对“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不同理解和做法问题。事实上，北医多年来就参与向甘肃和云南缺医少药地区派遣巡回医疗队，为当地农民群众治病的工作:“*6.26"指示下达以后，北医又到北京郊区密云县和云南省思茅地区举办农医系和大专班，培养当地医务人员:北医各附属医院多次一批又一 批地接受"老、少、边、穷"地区派来的进修医生。事实证明:北医在重视农民卫生工作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不顾北医重点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抽调三分之一的骨干去甘肃农村安家落户，这种做法不能不说是受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况且，当时的领导在工作方法上十分简单粗糙，给这次“史无前例"下放创举，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后果。但是，尽管如此，北医人还是正面地接受并消化了下放带给自己和家庭的种种困难，许多人还是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实践了这次下放任务。现在历史早已翻过了这一页，重提这些当年的是非已再无必要了。感谢文革后的北医领导，他们当时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从北医重点大学的建设大局出发，先后调回了下放人员中的多数业务骨干，并为他们回京后的安置与发展作了许多的安排。还有一些下放人员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到北京和母校:极少数志愿留在了甘肃。甘肃省的各级领导，对于*6.26"下放人员始终是十分关心和爱护的，对于他们因新工作的需要而离开，虽然依依不舍，但也是理解和支持的。陇原情深作为后话，北医“6.26" 下放的历史已经过去40余年了，不少的“6.26"战友已经故去，但他们与甘肃老百姓结下的深厚友谊仍长存至今。他们的业绩和贡献一直受到甘肃省各级领导的重视和珍惜。甘肃省卫生厅曾于2007年和2011年两次举办“我为乡亲再出-趟诊”活动， 邀请原下放甘肃的一些同志， 回到甘肃重温当年“6.26"工作的道路。我本人曾参加了2007年组织的活动，出发前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宋平同志等几位甘肃老领导的接见和饯行。2011年6月25日，在庆祝毛泽东同志发表“.26"指示的46周年庆祝活动 之际，甘肃省卫生系统在兰州市隆重举行“情系陇原一6.26 赴甘肃医疗队员先进事迹报告会”。省委书记陆浩等省领导分别会见了与会代表，来自北医的原“6.26"战士:国乐平、李学文、彭学敏、王晓琴、刘重禄、吴光煜、何献琦以及康德煊、鲍卫汉、赵金垣等同志出席了这次活动，并分别在平凉、兰州等地做了学术讲座，参与了义诊活动，受到了大会和甘肃同仁们的欢迎。回顾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许多往事已成过眼烟云，但北医人在国家多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奉献精神，仍然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尽情地飞过;春天留不住梅花的芳香，但我已经尽情地开放过。”田长有木偶剧团的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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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拍摄：邓成
2021年4月8日天气阴冷，我同邓成、刘子宽和平凉的自媒体人李文汉、李梽刚去华亭裕光村拍摄田长有木偶剧团的纪录片。田长有、莫凤丽夫妇和儿子田亮都在，他们父子两个前天刚从天水唱大戏回来。这次见到田亮感觉比上次老成了许多，但他说话时眼神还是不愿意同人对视，莫凤丽说身体有点不舒服，状态也明显不如以前。这两年由于疫情影响，他们外出演戏的机会远不如以前。田长有的心劲已经没有过去强大，他说：“自己五十多了，再演几年就六十岁了，也就不演了。”2018年夏天我们做蹇骧田野调查的时候，调查过田长有的木偶剧团，当时他在陕西演大戏，只有莫凤丽和田亮在。在裕光村村委会提供给他们放木偶的一间小房子里，莫凤丽和田亮母子俩给我们表演了几出剧目。那时候莫凤丽虽然对木偶剧团的命运担忧，也有不满和抱怨，但是她还有牵挂和无法割舍的情结时时在谈话间会表露出来。而这次她根本连挑木偶的心情都没有，我和田长有劝说了几次，想让他们一家一起演一出剧目，她以自己胳膊疼、感冒为由谢绝了我们。她已经不愿意再谈这些木偶，但是在田长有和儿子表演时，她还是会掏出手机拍摄视频，面上会露出微笑，眼睛里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光亮。田亮初中毕业后就跟随父母挑木偶、演大戏。因为经常要外出，时间一长就和自己的同学都断了联系，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也没有QQ群和微信。他接触的圈子是演戏的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几乎没有和同龄人接触的机会。田亮今年25岁，田长有夫妇非常操行他的对象问题，田亮也很无奈。他说：“自己太孤单了，就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同龄人，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和别人怎么交往。别人也介绍过对象，一见面也不知道咋说，如果再出去一唱戏就越不行了。”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他也很苦恼，没有现实的途径。他试图通过快手直播的方式接近过七八个女孩，有一两个还加过微信，但都是因为自己不会沟通便草草收尾。他说：“自己没有接触过同龄人，不知道和人家聊啥，每天只知道发早上好！晚上好！吃了吗？结果人家第二天就不和自己聊了。”他说光给她们刷礼物就刷了四百多元，也觉得快手不靠谱，但他似乎认定这是他唯一能找对象的渠道。田亮说他喜欢唱歌，也经常在快手上唱，唱戏嗓子不行。他出去演大戏主要是演“喝娃娃”一类的配角，基本没有啥台词。正常演戏一天可以挣一百元左右，一年也能挣一万多元。他自己花费少，钱都会交给父母管理，需要时再从父母那里要。他觉得现在钱不好挣，打工手又太稠，自己也是娇生惯养下的，不愿意去下苦力，再说父母也不舍得。西安大唐芙蓉园邀请过田亮，月工资四千五百元，每天补助五块钱，提供一间房，需要自己做饭。田长有觉得儿子一个人在那里他不放心，看能不能他父子两人去，可是对方只要一个人。我问田亮，他其实想去，但是家人不放心。田长有在外面演大戏一天可以挣三百元，如果莫凤丽和田亮同去，他们三人一年也可以挣五万多元。莫凤丽现在精神状态不好又加上晕车，所以她现在很少出去演戏。这两年田长有的木偶戏基本没有再演，偶尔有过一两次商演。因为木偶戏是小剧种，外出演的话价格比大戏要低很多，一个演员一场大概只能挣一百元，抛去车费花销几乎不挣钱。而商演就不一样，商家图热闹、图红火，价格上相对要高的多，而且田亮还可以唱歌、说快板，内容也比较丰富，商家觉得也划算。但是商演也不多，不可能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演大戏目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木偶戏现在是个稀罕物，陕甘宁地区也没有别的木偶剧团，但要完全依赖木偶戏几乎没有存活下去的可能。田长有经常有把木偶处理掉的想法，但总觉得自己放不下，现在唱大戏还可以顾住生活，如果实在顾不住的话他随时都有处理掉的可能。田长有夫妇对田亮有很多埋冤，觉得田亮不上进，没有出息，不好好练功。田亮也知道自己懒惰，没有恒心。他说：“自己也想好好练，可是就一个人，连一个师兄弟都没有，练着练着就没有想法了，没有竞争，也没有啥动力，反正就这样了。”我问他对木偶剧团有过啥设想没有？他说：“没有，自己没有任何想法。”他们回华亭时，从裕光铲了些菠菜，每把都绑的超级大，足足超过了一斤。田长有为了锻炼田亮，让他到集市上去卖。因为绑的把子大，不一会就卖光了，一共卖了不到二十元，田亮很开心。我在马路边再一次跟他聊到社交这个话题，他还是很困惑，说自己不会和人交往，身边又没有一个朋友，唱完戏回来也不爱出门，就在家里看手机，就是出来也是谁都不认识，街道里几乎见不到同龄人。自己认识的同学大都在上大学或者工作，没有任何联系方式，自己又不抽烟、不喝酒，除过唱戏再没有圈子可以交往。其实相比前几次的调查，我觉得这次田长有的处境更令人担忧。田长有的木偶剧团本来就不挣钱，但这个东西立目眼下也没有解决的好办法，而田亮的婚姻现在反而更让田长有夫妇担忧。田亮对这个事情也无能为力，玩手机是他麻痹自己的有效手段，可以暂时性的忘记这些烦心事。我提议让田长有给田亮放一年假来专门谈对象。田亮觉着自己没有本事，也不会和人家沟通，估计还是不行。通过和田亮的接触，我觉得他的沟通能力其实并不差，他可能是太单纯、太封闭了。我们两个坐在商店的台阶上聊了很久，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导他。我邀请他不唱戏时来安口找我们乡建社的小孩玩，他满口答应。在我们聊天期间他没有刷一次手机，而且还给我们唱了一段李玉刚的男女二重唱的歌曲。2021.4.9于安口五二工程
60年代中期，中苏边界谈判破裂，苏联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珍宝岛成了双方边界斗争的焦点。1969年3月2日苏军预侵占我国领土，首先开枪挑起战争。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紧张。为了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最高指示“三线建设的速度要加快”。“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1964年，中央决定建设第二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体系，将国防、科技、工业、交通等生产资源逐步迁入三线地区。五机部在平凉布置了第二套生产基地，5213、5203、5204、5207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始筹建的。69年9月选址，73年投产，历时三年多。5213、5203、投产后合并为一个厂，对外称胜利机械厂，5204 对外称前进机械厂，厂址在今华亭市石堡子；5207对外称跃进机械厂，厂址在今平凉市土谷堆。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国防科技工业在全面贯彻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开始了从单纯为国防建设服务，向既为国防建设服务，又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转移，中国大规模的军转民序幕由此拉开。94年07厂整体搬迁至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更名为“首钢总公司燕郊机械厂”。03、04厂部分工人于2007年随厂迁往兰州皋兰，现03、04、07老厂住宅区还有部分老工人居住。以下有关五二工程的影视文献均拍摄于5207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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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口是手工业和煤炭倒铸成的共同体，陶土资源和煤炭矿藏搅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不是独特的，媒与陶土本来就相伴而生，有煤炭资源的地方就有陶瓷生产。而且安口制陶原料极其丰富，有方解石、石灰石、石英砂、结核石、青硷石、黑坩泥、紫砂土、花岗岩、陶土、铝矾土、矸石、红釉土、黑釉土等十多种。安口民族志的书写脱不开煤炭与手工业制造，但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主体上还有还有很多分枝，却不容忽视。生产的主体是人，对人的书写永远是首要的；器物只是人体器官的延长，当人不能重回现场时，鲜活、生命力极强的器物便充当了替补的功能，尽管这个“角色”有时有点力不从心，但还是显得尤为重要。民国之前的安口镇并不叫安口镇。南川河从镇中心穿流而过，唐代时河南岸为红山镇，因镇西北有裸露的红色崖体而得名。幸邦隆在《游红山红窟记》中写道：“惟见红窟三十有二，高悬于跞崖峭壁之间而已。据土人言：红窟为先民避匪所凿，今皆坍塌弃为废物。”也有说是为避土蕃侵扰所凿，我没有去过也不知道红窟尚存否？成化年间在河北岸设窑头镇，所以明代时的安口就叫窑头镇。明代是安口窑的繁盛期，被誉为“陇上窑”。解放前安口街道的布局极为严密有序，刘英在《瓷镇春秋》里说：“过去街道布局围绕后面堡子梁下扇形平台地的特点，以平行山脚布置主街。街西建有观音楼，街中建有钟楼，将街道分为河南街、楼内街、楼后街三段。又以西街观音楼为基点，以钟楼为轴线，向左旋转，形成放射状格局，依此为正街，西街，再由钟楼向北布置一条麻市街，并于钟楼和正街之间向北延伸一条东街。经过长期改建与发展，形成了扇形横向平行，纵向放射，迂回连接，多口出入的古镇格局。这一布局既像河图又像八卦，所以外地人一般到安口来往往就像进入了迷魂阵，进得来出不去。”安口陶土资源主要分布在北面高楼坡和南面高山。高山矿料硬度高，高楼坡偏软，只有把南北二山的陶土按比例配用才能烧出理想的安口窑陶瓷。安口窑代表性的土釉是黑药（黑釉）和软药（红釉），还有一种白药（白釉）。白药在小庄黑沟某处，只有老工人高生杰知道地方，但老人年近九十，加之地貌变化太大，找白药已不太现实。
过去安口陶土储备量非常大，安口窑烧制近千年也没有出现过枯竭的迹象。而近年来由于现代化的掠夺式开采，南北二山的资源基本已经破坏殆尽。我们在老工人的指引下在两个巨大的矿坑里几乎找不到有用的陶土，就连安口窑经典的黑药也被矿料厂开采时当黄土填埋了矿坑，红药也面临着绝迹的危险。记得08年我们在安口做田野调查时，去过矿料厂，还要很多矿料，没想到三年时间已经变成这样。
我的担心可能有点多余，好在烧试片的料我们费了好大的劲还找到了一点品种。
以下是安口窑大事记部分，我们也许可以从中一窥究竟。公元960--1279年宋辽金期间，安口杨家沟烧制扇状黑色实底陶碗，(据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考古专家、学者所考)。公元1206- 1368年元代，安口陶瓷已受河北、河南、山西磁州窑体系艺术风格的影响，出现了与磁州窑相同的产品，有黑釉色陶碗、陶罐(据一九八七年《考古与文物》杂志第三期载)。公元1368- 1644 年明代，安口为陇上窑所在地，烧制青釉瓷。据《天工开物》载。色釉还有黄、红、黑三色，主要产品有陶碗、罐、碟、杂件，构成了明显的碗窑体系品 种。窑场由杨家沟扩展到华亭砚峡。(据 《增修华亭县志》载)。公元1616-1911年清道光年间，窑场由杨家沟始移于窑头镇。清同治年间，创烧大缸，缸窑系列的品种日益完善。清光绪年间，创烧穿衣白陶碗，开始有红石浆彩绘花纹装饰。公元1913年(民国二年)安口瓷业家推广用石蓝色料(即氧化钴)绘以花彩烧成蓝花白陶，公元1915年(民国四年)山西瓷工汪如海兄弟二人来安口创烧琉璃瓷。公元1919年(民国八年)当地刘瑞试烧成紫砂陶器。山西阳城瓷工王廷太来安口创烧穿衣二细陶器。公元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本地朱志明、赵尔英、辛邦荣三人去江西九江学习陶瓷工艺，返回后办起了陶瓷研究所，研试成功普瓷产品。主要产品有兰边碗、串珠莲碗、苜蓿花碗等。公元1937年(二十六年)工人袁气气因被资本家解雇，无生活出路，跳瓷窑烟囱自焚。公元1937年(民国二十八年)将安口陶瓷研究所改为省立安口陶瓷专业学校，朱志明任校长。公元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安口陶瓷专业学校实习教师李弃疾(江西景德镇人)推广了制模技术和雕塑技术。公元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陕西耀州黄铺镇建新瓷厂厂长李友恒，山西永城瓷工李长庆、李茂生来安口创烧注浆产品，瓷红、瓷绿颜料，并烧制有色瓷。五月，当时经营煤炭的大众公司不给瓷业家供给煤炭，瓷业家不能烧窑，直接影响工人的生活。工人车有才以陶瓷行业“把宗”的身份带领各瓷厂工人冲击了安口工矿区国民党党部和大众公司，而后供给了煤炭。公元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三合厂(朱志明、梁怀仁、薛发永三家联营陶瓷厂)工人在生产时，因泥水蘸脏了资方家“太太”的衣服，资方家在外地当军官的弟弟梁静仁扣押了一-名工人，激起了瓷行工人的极大愤慨，工人张成祥组织本厂工人开始罢工，各瓷厂工人立即响应，有一千多名工人参加了罢工。资本家作了让步,释放了被押工人。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安口市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资本家给工人结算了“二十四季工资”即半月一个价格(以粮价为标准)，年底累计发给工人。一年到头，部分工人不但挣不到钱，反而背上了资本家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以老匠工车玉才为首，组织车廷俊、潘明山、李书堂、刘建基等五名工人串通陶瓷行业干余名工人进行了大罢工，要求增加工人工资。罢工到第二天，资本家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增加了工资。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安口解放，政府没收了官便资本家建华厂的资产。指定地下党员刘正贤和田成琪接管经营。1950年二月，将建华厂更名为国营华亭县新华瓷厂由平凉专员公署领导。1951年十二月，新华瓷厂因经营不善停业，资产由董久修留守。1952年政府在没收了恶霸地主李树周、张瑶林、地主王元伯三家工商业资产的基础上并入原新华瓷厂。由平凉专员公署领导。1953年地方国营新华瓷厂交华亭县领导。1954年十月一日，公私合营安口窑建国瓷厂 成立。大红罐被送往北京陶瓷陈列馆展览，誉为“天然的野鸡红罐”。1955年一月地方国营新华瓷厂厂址由安口正街迁入朱志明经营的明兴陶瓷厂境内（现厂址）。1956年二月，公私合营安口窑建中瓷厂成立。八月，由国营新华厂，公私合营建国，建中三厂联办了陶资工人医院。1957年五月，由公私合营建中厂筹备资金，地方国营新华、公私合营建国、建中三厂抽调一百人创办了地方国营安口水管厂。1958年八月，由华亭大炼钢铁指挥部批准，将地方国营华亭县新华瓷厂改名新华营,公私合营建国厂改为建国营，公私合营建中厂改为建中营，地方国营安口水管厂改为水管营。1959年一月，华亭县与平凉市合并，由平凉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将新华营、建中营合并为地方国营平凉市安口陶瓷厂。将建中营、水管营合并为地方国营平凉市安口耐火材料厂,又并入平凉市太统耐火材料厂。1960年轻工业部将安口陶瓷厂列入全国陶瓷重点考核的企业。从下级主要经济技术批标统计表报送轻工业部。四月，甘肃省省委副书记焦善民来厂视察工作后，拨款二十二万元，背后建圆型倒窑三座，工房二十四间九百平方米。1961年十二月，耐火材料厂转产于日用陶瓷。1962年县市合并，经华亭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将平凉市安口陶瓷厂更名为华亭县安口陶瓷一厂.平凉市安口耐火材料厂更名为华亭县安口陶瓷二厂，1963年甘肃省轻工业厅派工程师朱恩震来厂推广倒焰窑烧成技术。1964年由华亭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将安口陶瓷一厂和二厂合并为地方国营华亭县安口陶瓷厂。1965年成立技术攻关小组，经过三十八次的试验，研制成功了安口细瓷坯釉料配方，使瓷质由普瓷提高到细瓷。1966年八月，西北五省(区)陶瓷专业会议在本厂召开。1967年九月，经华亭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地方国营华亭县安口陶瓷厂革命委员会。1969年学习推广了江西景德镇“双刀旋压成型”技术，使成型方法向半自动化发展了一步。1970年大缸由手工成型改为机械成型。1972年试制成功了低压电瓷配方，400#水泥配方及生产工艺。党委书记高启敬倡开煤窑，达到了燃料自给。1974年三月，发生火灾，烧毁工房二十间，损失价值一万余元，1975年元月，由华亭县人民政府批准，将安口陶瓷厂分为华亭县安口陶瓷厂、华亭县安口电瓷厂、华亭县安口陶土矿。1976年五月，细瓷生产线工程破土动工。1980年十二月，二缸产品受到“甘肃省质量信得过”的奖励。三泡台茶碗、色釉辣子盒、黑釉泡菜坛被评为平凉地区优质产品。1981年四月，经平凉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将安口陶瓷厂由社(科)级升为县(团)级，仍隶属华亭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同时并入安口陶土矿。1982年七月，轻工业部在本厂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大缸技术经济协作交流会议，并决定本厂为全国大缸技术经济协作组成员厂。九月，细瓷生产线正式投产，总投资四百零八万元。1983年五月，彩烤车间修建动工。六月，轻工业都在本厂召开了自动碗线技术鉴定会议。1984年六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葛士英来厂视察工作。1985年七月，彩烤车间修建竣工投产。七月，甘肃省委书记李志奇来厂视察工作。八月，在河北邯郸召开了全国大缸技术经济协和会议，与会的三十六名厂长联名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请求给大缸生产给予政策性扶植,减免大缸产品税,本厂厂长刘志政也联名上书。翌年五月，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减免大缸产品税二年。十月，粗瓷生产线工程破土动工。1986年十二月,本厂被省轻工业厅评为新产品开发先进单位，受到奖励。1987年四月本厂被平凉地区行政公署评为“平凉地区先进企业”，受到奖励。五月，购回平凉二级购销站住安口的地址，占地面积一十一点一七亩，花去资金二十六万元。八月，甘肃省委书记李志奇一行十二人来厂视察工作，十月，工艺品---反弹慧琶， 被评为甘肃省工艺美术百花奖(相当于省优产品)，由省经济委员会颁发了证书。 关闭观看更多更多正在加载正在加载退出全屏视频加载失败，请刷新页面再试
刷新 视频详情 安口窑艺术乡建社ANKOUYAOYISHUXIANGJIANSHE安口窑艺术乡建社是一个艺术家与非虚构作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方志学者、民艺学者、手工艺制作者共同构建的民间公益性组织。目前主要致力于安口民族志的书写、梳理和安口窑陶瓷烧制历史的挖掘，并涉及地方风物、社区营造、乡村美学，军工遗产、工业遗产和手工艺者口述史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