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灯二

拿小孩子做实验(尊重爱护儿童的名人有谁教育名家|拿儿子做教育实验的陈鹤琴)

作者|阳丹 魏雨

编辑|小木

“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有做一座灯塔的信心,发放光明,照见自己的前途,同时又照耀他人、照耀社会,造成光明的世界”

—— 陈鹤琴《写给青年》

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四位圣人”,有学者这样评价他们:陶行知是乡村教育的圣人,晏阳初是平民教育的圣人,黄炎培是职业教育的圣人,而陈鹤琴,是儿童教育的圣人。

传统亲子观念的桎梏,使得千百年来在中国家庭中,孩子始终处于“附属品”的地位存在,被家长们专制且不容置疑地看管着,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平等和尊重。而陈鹤琴大力倡导解放儿童,在科学民主的二十世纪提出“活教育”,作为中国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和现代幼儿园的开创者,为幼教事业奉献了一生,奋斗了一生。

儿童教育研究陈鹤琴对于儿童教育的研究始于在长子陈一鸣身上的“实验”。

“这个小孩子是在1920年12月26日凌晨2点09分出生的;生后2秒钟就开始大哭,一直哭到2点19分,共连续哭了10分钟,以后就是间断的哭了;生后45分钟就打呵欠;生后2点44分,又打呵欠,以后再打呵欠6次。”

从一鸣出生的第一声啼哭起,29岁的陈鹤琴就开始了他的宏伟计划:他对一鸣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进行了极为详细地连续观察记录,时间跨度长达808天。在这份图文并茂的记录中,他对孩子的身体发育、动作发展、感觉、情绪模仿、暗示感受性、好奇心、惧怕、美感等心理活动以及言语、学习、游戏、绘画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从中总结得出儿童心理的特点与规律,《儿童研究纲要》顺利完稿。

比如,第226天的记录是这样的:

他祖母时常抱他下楼到外边玩耍,今天他抱在祖母手里看见楼梯,身子向着楼梯就要下去,他祖母特意转身向房里走,他就哭了;再抱向楼梯他就不哭,后来抱他下楼去,就很开心了。

这里可以表示他:①知道方向。②喜欢到外边玩去。③记得从楼梯可以出去。④意志坚强。

1岁4个月时是这样的:有一天早上他手触着没生火的冷火炉,就缩手在衣裳上擦着,他的意思是以为火炉是有火的。

这里有几点:①他把火炉同“热”联系起来。②小孩子容易患错觉的毛病。③他以为手上的热可以擦去的。这种动作他并没有看见人做过,人也没教过他,大概是自然发生的。

随后,根据详尽的观察结果,陈鹤琴完成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本书,奠定了中国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理论基石,并提出“儿童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这两本先后再版十余次,这些教育原则流传至今,历久弥新。陶行知先生说: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

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陈鹤琴曾生动地说:“养蜂有养蜂的方法,养猪有养猪的方法,唯独教育孩子,反而没有养猪养牛的重要。对于养孩子的方法,事前无准备,事后不研究,孩子们的地位还不及一只羊、一头猪。”

有一天,陈鹤琴看见一鸣拿了一块破烂的棉絮裹着身体玩,暗自思量:我是立刻严厉地把他的破棉絮夺去呢,还是说服他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仔细一想,还是用积极的暗示去指导为好。于是他就对一鸣说:“这是很脏的东西,我想你一定不会喜欢的,你是要一块干净的,对吧?你应当跑到房里去向妈妈要一块干净的,好吗?”一鸣听见爸爸鼓励他,就很高兴地跑到房里换了一块清洁的毯子。

还有一次,他看到有一个孩子总习惯用左手写字,老师要他改用右手写,却一直做不到。陈鹤琴就对这个孩子说:“你会用左手写字,大家都不及你,真了不起!但是大家能够用右手写字,而你不会,那你就不如人家了。假如你也会用右手写,两手都会写,那你就是第一个大好佬了!”没想到不久之后,这个孩子就会用右手写字了。

陈鹤琴认为,无论什么人,受激励而改过很容易,受责骂而改过却比较难。小孩子尤其喜欢听好话、鼓励的话,而听不进恶言。

南京鼓楼幼稚园 在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后,陈鹤琴开始追求实践上的突破。

1923年,南京鼓楼头条巷25号,一方小小客厅里整整齐齐地摆上了小桌子、小椅子,还配置了黑板和粉笔,12张稚嫩的脸庞对今后在这个新奇的小园地会发生的事情充满期待。要知道在当时,幼稚园的前身都是清朝末期延续下来的蒙养院模式,着重教授幼儿行仪、识字、数学、手技、乐歌和游戏,采用的是旧的教育方法,儿童的生活几乎都在室内度过,与环境和社会没有接触。加上是团体教授法,通常一个老师对着二三十个孩子讲故事、做游戏、学知识,并不去管孩子爱不爱听。陈鹤琴把这种模式称为“幼稚监狱”。

陈鹤琴觉得这样的教育根本不适合儿童。为了继续进行更广泛的儿童教育实验,陈鹤琴决定开办实验幼稚园以完成三大计划:建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玩具使之中国化;创造中国幼稚园的全部活动。

南京鼓楼幼稚园首先打破的就是儿童囚于室内的单调乏味。在这里,老师春天教孩子们放风筝、去池塘里采菱角,重阳节带孩子们爬北极阁,音乐课即学钢琴也学民族乐器,把木偶戏开创性地引入儿童教育。给孩子们讲的故事,既有岳飞精忠报国,也有花木兰从军,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除了这些新颖大胆的活动课程,陈鹤琴还亲自为孩子们设计玩具——标有数字和动物的罗盘、画面生动的彩色拼图,就算与今天的儿童玩具相比也毫不逊色。可为了做这些,幼稚园总有一盏灯会亮到深夜,那都是陈鹤琴对儿童真挚情感的见证。

文革十年,陈鹤琴去不了他亲手创办的幼稚园,也见不到孩子们,直到文革1977年的儿童节才第一次重返故地。陈鹤琴对孩子们的爱可谓是情真意切,有一天妻子同他商量说明天有雨,咱们就不去幼稚园了吧?可陈鹤琴却不同意,说:就是下刀子我也要去!幼稚园的联欢会若是请他去参加,都不会提前告诉他,只因为怕他兴奋得睡不好觉。后来陈鹤琴上了年纪腿脚不便,也会让人推着轮椅到幼稚园去,和他热爱的小朋友们待在一起。

江西幼稚师范学校新文化运动无疑是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一次洗礼,但封建主义的阴影依旧笼罩上空,挥之不去;再加上战争造成的动荡时局,陈鹤琴立志推行自己的儿童教育思想,十分不易。他意识到,要推动中国化现代儿童教育的发展,必须从培养现代化幼儿教师队伍着手。

1940年,陈鹤琴应邀到江西的一个山坡上“荒山辟乐园”——在这340亩荒地上,他和师生一起开荒、修路、盖房、种菜,以晓庄师范为榜样,办起了我国第一所国立公办幼儿师范学校。有趣的是,直到开学时,学校都还没建好,陈校长只得带领师生一边学习,一边继续唱着校歌劳动:“嘿……嘿!我们的幼师真好,美丽的幼师改造环境,前进的幼师大放光明……”这只青春洋溢的“老狮子”,带着一群小狮子,把他们的热血挥洒了在这片土地上。

在建好的校园中,“幼师”的校牌横挂在两棵高大的松树中间,两侧的横幅上浓墨重彩地书写着“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和“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这些都是“活教育”理论中的重要观点。

陈鹤琴对幼儿的才能培养有独特见解。

1941年的一天,陈鹤琴与教育部江西国教实验区研究员李寄僧正在聊天,忽然天上下起了大雨,倾泄的雨水很快在路面上形成了一条宽沟。此时,幼儿园的两个小朋友正遇此地。看到挡路的宽沟,便先后哭了起来。

这两个小朋友正是李寄僧的孩子。目睹此景,李寄僧正欲出去相助,却被陈鹤琴拉住,并示意躲在树后观察。孩子们哭了一会发觉没人来助,只能自已想办法了。他们擦干了眼泪,将二只书包集中在一起,藏到路边的树洞里,然后脱下鞋子,挽起裤脚,正欲涉趟过沟。

陈鹤琴这才让寄僧过去相助,他认为:孩子遭遇困难时不宜立即帮他,要逼他自已想办法,因为人的才能是从磨难中练出来的。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人的炮火烧到了江西,陈鹤琴带着200多师生再一次走上了流亡的道路。他作为一介书生,四处奔走告贷,终于凑了8万元迁校费,但所有的船只都被军事征用了。陈鹤琴亲自跑到江边去,请求多借一些船,带着孩子一起走。租船的不解地问:“你有多少个孩子?”陈鹤琴回答道:“我有一百多个女儿,要跟着逃难!”在知道他是带着学生一路奔走时,船老大们都被这份爱心感动了,于是答应借船。就这样,陈鹤琴带着“女儿们”,一路唱着校歌,快乐地流亡着。而那首校歌,早已刻进学生们生命的年轮中:幼师,幼师,美丽的幼师……

在中国教育协会第一次召开初等教育研讨会议时,陈鹤琴受邀在闭幕宴会上发言,他说到:“我今年60岁,如果有人问我,来生愿做什么?我会回答,我还想做教师。因为我太喜欢小孩子了!”

1982年,在这位90岁高龄老人的弥留之际,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还是吩咐儿女拿来了纸和笔,颤颤巍巍地写下了9个字: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

在陈鹤琴的墓碑上,刻着1935年他说的一句话: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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