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松石兽面寓意(儿童爱护公物的胸牌二里头绿松石兽面铜牌原来是做这个用的?!)
绿松石兽面铜牌饰是二里头遗址的标志性文物之一,目前发现的出于二里头的共有3件,兽面形制各不相同:
其中,图中第一个铜牌饰出土于二里头遗址V区贵族墓葬区的M4,长14.2厘米,宽9.8厘米。出土位置在墓主人胸部略偏左。牌饰左右的凹面附着有麻布纹,可知此牌饰当是通过左右两侧的四个穿孔钮与某种衣饰相连的。这个墓在同批清理的墓葬中可能最受二里头居民重视,因为它的夯土最坚硬,可见经过了细致的夯筑,墓主人身份应该比较尊贵。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第二块牌饰出土于二里头遗址VI区贵族墓葬区的M11,长16.5厘米,宽8-11厘米,比第一块牌饰略大。放置位置也在墓主人胸前。牌饰两侧的四个穿孔钮同样可以用来穿绳。此墓随葬品较同批清理的其它墓都丰富,可见墓主人也是一位身份比较高的贵族。
第三块牌饰出土于二里头遗址VI区M57,是一座中型墓,墓主人当是一位中等贵族。出土的铜牌位于墓底东侧中部,墓主人头向北,因此推测牌饰也当放置在墓主人胸左侧附近。长15.9厘米,宽7.5-8.9厘米,厚0.25厘米。同样也有四个穿孔钮。
除二里头遗址外,绿松石兽面铜牌饰在甘肃天水秦城区、广汉三星堆等遗址也有发现,并且有许多散见于在国外诸多博物馆。
四川广汉三星堆真武村仓包包遗址出土3件绿松石铜牌饰,其中一件即上图下行左二,长13.8厘米,宽5.2~5.6厘米,正面绿锈上有细线织物的印痕,背面铜锈上有竹编印纹痕迹。可知是用在某种竹地细线织物上。因牌面斜梁影响,纹饰被区隔,且抽象化,但对比来看,它与二里头第二块出土牌饰及哈佛艺术博物馆藏三件牌饰、天水齐家文化铜牌饰、伦敦古董行流散品牌饰、保罗·辛格藏品大体属于同一类型,源于同一种兽面形象。
这类兽面的特点是,长喙,“臣”字形眼,头上有向内弯曲的双角,四足分别前伸置于嘴和身体两侧,呈趴伏状,嘴边有须(或无须),身后有短尾(或无尾)。这是什么兽类呢?有角的生物有龙(蛇)、牛、羊等。由于此兽形体较短,所以可以排除龙;又短尾可以排除牛;因此,此兽应为羊。所以,A型兽面可以称为羊纹。
A型-羊纹兽面二里头遗址出土第一块铜牌上的兽面为长喙,圆目,身体上长有双翼;第三块铜牌饰也是长喙,圆目,脸上有羽,上部还有长长的羽翼,这可能是受限于铜牌的形制和重点突出兽面的意图,从而把该兽长有羽翼的身体放置在了上方,实际上,有羽翼的身体应该是在兽面的下部。这两块牌饰看起来纹饰差别较大,但可能都表现了一种长有羽翼的鸟类,可能就是鸱鸮(猫头鹰)。因此,这两块B型牌饰称为鸱鸮纹。
鸱鸮纹兽面日本美秀博物馆藏铜牌饰兽形为长喙,“臣”字形目,身上覆有鳞片,当是龙蛇之类。另有一件檀香山艺术学院藏品,纹饰似龙形,有须,且有长角。可以称之为C型龙(蛇)纹牌饰。
龙(蛇)纹兽面推断出铜牌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兽形纹饰之后,下面再来探讨这些铜牌饰的社会功能。
首先,从层位关系上看,明确出土遗址的牌饰主要集中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以及齐家文化晚期,大致为公元前16世纪。三星堆的牌饰相对较晚,可能受到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此后即消失不见。可知这种牌饰似乎是一种风尚,出现的时间并不算太长。
第二,这种牌饰出土量不多,出现时间不长,因此不是主流礼仪用品,不是礼器。但它们确实具有一定的标志身份的作用,因为从二里头遗址出土情况来看,这种牌饰主要出土于中型贵族的墓葬,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中型贵族所用之物。
第三,这种牌饰是一种有实用价值的物品。它的两侧有四个穿孔钮,显然可以用来穿系在某物上,且有明确出土位置的二里头遗址三件铜牌饰均出土于墓主人胸部,且部分牌饰留有麻布、细线痕迹,可知它当是一种用于穿系胸部衣物的物品。它的尺寸一般在15厘米左右,宽在7、8厘米,这种尺寸也比较适合作为可穿系的胸牌之用。
从这些牌饰两侧各有两个穿孔钮可以推想,此种胸牌穿系的衣物,当是从两侧穿系固定。但这种衣物又不可能是需要很多扣子方能扣合的开襟式衣物,而是只需要一个铜牌即可大体固定。那么,这种牌饰穿系的很可能是类似披肩或披膊、胸甲之类的衣物。穿系位置在胸部。
兵马俑披膊与胸甲的穿系方式宋代披膊的穿系这种胸牌在古希腊也存在,不过形制上与中国有差别。但是意象似乎与中国的山羊纹、鸱鸮纹、龙(蛇)纹具有同源性,似乎是同一种观念的产物。
古希腊神话中说,山羊Amalthea哺育了幼年宙斯。宙斯为了纪念她,取走她的山羊皮,作为自己神盾的蒙皮,称为埃癸斯(Aegis,希腊语意思即“山羊皮”)。后来宙斯将神盾埃癸斯交于自己的女儿,智慧女神雅典娜。此后,英雄珀尔修斯杀死蛇妖美杜莎,将她的头献于雅典娜,雅典娜便用美杜莎的头装饰神盾。
Amalthea在后期的希腊艺术中,往往将宙斯/雅典娜神盾描画作一个手持的圆形盾牌,上面装饰着蛇发的美杜莎。
但实际上,在早期希腊艺术中,所谓的神盾其实只是一个比较小的牌饰,装饰在雅典娜胸前的披肩上,呈现为美杜莎的头的形式,披肩的流苏象征美杜莎的诸多蛇发。
在上面这幅出自伊特鲁里亚红陶杯的绘画中,画面右侧的雅典娜披肩上装饰有美杜莎头的胸牌,披肩呈现鳞片状纹饰,象征蛇的鳞片,同时左手托着自己的象征物猫头鹰(鸱鸮)。
这种形制的披肩在后期演化为希腊高阶军官披膊和胸甲,比如亚历山大大帝的这幅画像:
总之,装饰有蛇发美杜莎胸牌的衣物,不管是雅典娜的披肩还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披膊和胸甲,都是戎装。装饰这种胸牌意在依靠“神盾”的威力在战斗中庇佑自己,震慑对手。
可以推想,中国上古时代的铜牌饰当也是这种功用,与古希腊的此种胸牌当是同一种神话观念的产物。
首先,中国上古兽面铜牌的装饰元素均可在古希腊神话中找到对应物。最常见的山羊纹,呈趴伏状,可能暗含着以山羊皮为牌饰蒙皮的意味,与希腊神话传说中神盾埃癸斯为山羊皮制成完全吻合。另外的龙(蛇)纹与埃癸斯的美杜莎龙(蛇)的形象对应。而鸱鸮则是雅典娜最常见的象征物。
第二,中国上古兽面铜牌的装饰位置与古希腊胸牌相同,都在胸部,都是某种胸部衣物的装饰物。
因此,借助于古希腊埃癸斯神话,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上古时代绿松石兽面铜牌的功能也是披肩或披膊的穿系件,这是一种戎服装饰,用于在战斗中凭藉神力威慑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