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权最新消息（爱护儿童的句子黄冠 乔东平 | 知识与权力：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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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权力：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研究
黄冠 乔东平
摘要
当前，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话语体系存在刘继同、尚晓援、彭华民三位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中心，其话语特点总体上形成了历史分析、政策分析、理论建构、制度建构、国际经验借鉴、社会工作干预研究等六种范式。从政策话语体系来看，主要是以民政部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为中心，多元主体的不同表达形式开始交融吸收，其“适度普惠”的理念显示出从关注孤儿到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变化，且在儿童保护的政策话语上有所突破。其学术与政策两个话语体系内部和彼此之间，在权力关系下积极进行知识生产，产生了一些“实用主义”和“隐性家庭主义”的取向。是故，推进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的构建，仍需继续发力。
关键词
儿童福利；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知识；权力
作者简介
黄冠，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乔东平（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阅读引导·
一、一个分析框架：话语、权力与知识
二、一种实证范式：文献研究和知识考古
三、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学术话语体系特点
四、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政策话语体系特点
五、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中的知识与权力
六、构建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自2010年中国“儿童福利元年”以来，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事业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学术界尚未开始“有意识地”对本领域的话语体系展开系统研究。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仅能检索到两篇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政策话语体系的相关研究，分别为留守儿童、儿童发展纲要的政策文本分析，且并未梳理学术话语。社会学学科不少研究从宏观上探索了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方向，提醒研究者注意围绕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挖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宏观的话语体系研究为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但这些研究多属于规范、思辨的研究范式。规范研究范式多瞄向“未来”，表达的是学者对发展本学科话语体系的价值追求，但无法深刻回答“过去”和“当下”情境中两个虽为基础但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知识和概念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一问题的核心涉及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二是本领域话语体系中知识、概念的演进过程和现状展示，这涉及话语体系中的知识图谱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需要突破规范研究范式作更进一步的系统梳理，否则话语体系的构建将会基石不牢。
本文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对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领域的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进行编码分析，并着重对“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困境儿童”“留守儿童”三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进行知识考古，从而对该领域的知识图谱、知识生产过程、权力关系作深入挖掘。本文旨在系统研究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及其特点，并推动话语研究方法由“规范范式”向“实证范式”迈进。
一、一个分析框架：话语、权力与知识
有关“话语”的研究本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话语的分析，引入了对权力的剖析，从而使得“话语研究”转向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福柯话语理论中有三个核心概念：“话语”“权力”和“知识”。福柯认为，“话语”不仅仅是一套用于交流表达的语言符号，更是用语言符号对社会现实进行赋义的实践活动。在此意义上，话语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独立存在，具有对社会现实进行建构的功能。福柯所言的“权力”，并非存在于某一实体的物品，而是一种关系，是与暴力关系完全不同的一种力量对比关系，它与强制和命令无关，是一种影响行为的策略。“它能刺激、诱使、转向、扩大或限制、增加和减小可能性、改变难易程度，总之是一种对其他行为产生影响的行为。”福柯所说的“知识”，是话语实践的产物，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学”或“真理”等说法互换。
对于“话语”“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福柯作了深刻阐述：“话语既深处在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又对这种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改造。”在第一个层面，话语的生产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和约束；在第二个层面，话语通过对社会现实进行赋义，建构新的权力关系。其中，在第二个层面上，话语在对社会现实建构的过程中，生产知识（真理），建构话语主体甚至社会现实。
图1是笔者借鉴福柯的理论，以知识、权力、话语三个核心概念为基础所建立的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分析框架。基于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社会现实，学术研究者和政府决策者分别生产自己的“知识”。在这种知识生产过程中，不仅研究者和决策者内部会形成基于权力关系的话语实践以及权力的再生产过程，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之间也会进行某种权力关系和知识的生产。
二、一种实证范式：文献研究和知识考古
郭忠华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应从概念入手，他总结了概念研究的三种范式：历史范式，从概念史研究宏观历史的时代特征；理论范式，从理论研究概念剖析某位人物和概念的理论建构；实证范式，则是以文献数据库为资料支撑，对关键词进行挖掘统计，并辅以语义阐释，进而梳理概念的变化过程，其中实证范式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国外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件编码后分析内容、统计词频，如布朗（Hana Brown）研究美国儿童福利系统的种族主义话语倾向就是使用这种方法；二是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系谱学方法对相关概念进行研究。知识考古学主要考察话语生成条件的横向维度，系谱学则关注权力、知识与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施密德（Jeanette Schmid）以及萨卡（Satka）等人分别对南非和芬兰的儿童福利系统的话语体系研究就是使用这种方法。
这些基于证据的研究，系统总结了不同国家儿童福利、儿童保护话语的历史脉络，与中国当下“话语体系”研究中思辨、宏大叙事的范式迥然不同，启示了本文对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的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分析话语体系的静态现状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方法，沿着两条路径搜集资料并进行内容分析，以了解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现状。
第一条路径是对学术话语的研究。首先，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分别以“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进行“主题检索”，之后选择“作者”进行分组浏览，选择有5篇以上成果的代表作者，研读文献，剔除重叠部分，最终形成27名学者库，283篇研究论文（截至2020年1月18日）。其次，根据论文中作者信息介绍和公开信息，梳理学者的教育背景、学术任职等简历情况；对所有283篇论文的833个关键词进行提取和统计、对283篇研究论文依次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对检索结果中11名政府官员、3名行业人员的141篇文章进行研读。
在编码统计时，本文未纳入中国学者著作类和在国外期刊发表的文章，为了弥补此不足，确保用于内容分析的文本和学者资料饱和，在分析过程中还对相应主题下被引前5名的文献和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进行阅读，并结合作者长期以来对该领域研究的把握进行补充，尽最大可能确保信息完整。
第二条路径是对政策话语的研究。主要对涉及广义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民政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官方网站信息（截至2020年1月18日）以及2010年以来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内容分析，了解政策理念、政策内容、发文机关等情况，厘清当前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政策话语体系。
（二）知识考古：分析话语体系动态的知识生产和权力关系
本文采用福柯知识考古的方法研究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权力互动、知识生产动态过程。所使用的资料包括通过公开信息搜集整理的27名学者的个人简历，并以“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模式”概念生产、“困境儿童”概念生产、“留守儿童”操作化概念生产作为三个典型案例，来梳理学术、政策话语体系中的权力关系和知识生产过程。之所以选择这三个概念是因为它们在本领域具有典型意义，且经过学术界和政府的讨论已在国家政策中得到明确：“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模式”是中国儿童福利的基本价值取向，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则是政策关注的重点群体，且有至少两个部门参与行政管理、提供公共服务。故此三个概念的话语实践和生产过程能够充分展现出中国学术界与政策界的互动以及不同政府部门间的权力关系。
在具体操作上，本研究将追溯三个概念在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中出现的起点及其内涵变化过程，并分析官员、研究者的参与情况，从而揭示这种知识生产的动态过程。例如，通过梳理发现，“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模式”“困境儿童”概念均首先由政府官员在民政部门的各级会议和其主管的刊物上提出，并带动学术界围绕这些概念进行探讨和发展，推进概念内涵的最终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民政部儿童福利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官方刊物《社会福利》以及代表性学者尚晓援、彭华民、刘继同等在话语体系中的角色地位被挖掘出来，学者和官员就这些概念探讨的互动关系也得以显现。本研究还通过对“留守儿童”的操作化概念的演进过程进行知识考古，发现随着教育部、全国妇联和民政部先后介入留守儿童事务的行政管理，其人口学概念上的内涵发生了改变。201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留守儿童”事务的行政管理责任主体为民政部门。而在此之前，教育部和全国妇联先后主责留守儿童事务，根据自身的业务情况，对留守儿童的界定各有不同。在这个知识生产过程中，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者也从教育学领域向人口学领域转移。这个过程也反映了不同部门的权力关系变化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参与和变化情况。
三、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学术话语体系特点
（一）研究群体特征体现了社会政策学科的学术渊源特点
社会政策学科起源于德国，发展成熟于英国，以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知识为基础。尚晓援、刘继同、彭华民、程福财等代表性学者于英国、中国香港获取博士学位。此外，对27位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师承关系分析后发现，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领域的知识生产受英国社会政策传统影响较大，14人具有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福利或社会政策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在英国，“儿童福利”几乎等同于“儿童保护”，“儿童保护”又与防治“儿童虐待”近乎等同，社会工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梳理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研究的关键词可以发现，“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较多重叠，“社会工作”“儿童虐待”均为相应领域的主流词语表达。考虑到中国语境下，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浪儿童比儿童虐待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在儿童保护的学术话语中“儿童虐待”却是作为高频词汇出现，这与相关学者的学术背景具有较大关系。
（二）法学学科对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理论建构和制度建构意义重大
在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领域，学者呼吁《儿童福利法》立法的声音很强，“立法”和“法律”作为关键词在该领域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排名居于前列。立法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虽然社会政策学科在儿童福利领域占优势，但法学学科却贡献了多数对儿童福利立法的基础理论探索，如“儿童福利权”和“国家亲权”等基础概念研究，对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理论建构和制度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儿童保护相关的法律案例也引起社会政策背景研究者的关注，体现了不同学科研究的相互交融。
（三）政策制定者积极参与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知识生产和话语表达
政策制定者积极参与知识生产、话语表达是本领域的一大特点。中国民政系统从部长到基层工作人员共发表了117篇文章，这些文章中较早产生了“困境儿童”“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等概念和理念探讨，并被学术界广泛引用。这些话语表达主要围绕工作宣传、理论探讨、制度建构等主题在民政系统内部进行知识生产，更倾向于儿童福利的实务探讨，而理论挖掘不足。此外，由于机构、人员调整等因素，绝大多数人员已经离开各级儿童福利的管理岗位，话语实践的继承性、稳定性有所减弱，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高效互动尚需时间磨合。
（四）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研究形成六种话语范式
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研究形成了六种话语范式：一是历史分析的范式，将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实践划分为不同阶段，总结对应特点。目前，不同学者已完成对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以及新时代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相对完整的历史谱系的梳理，如姚建平、刘晓静等。二是政策分析的范式，以文献研究和内容分析方法对具体政策进行文本解读，了解政策背后的理念和变迁，如刘继同、乔东平等。三是理论建构的范式，对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领域的基础概念、儿童福利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进行研究，如尚晓援、彭华民、陆士桢等。四是制度建构的范式，如刘继同的“儿童与家庭局”的制度建构，尚晓援对儿童保护制度中四个基本要素的阐释，万国威对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建设方略的论述，等等。五是国际比较研究的范式，是对国外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理论和实务的介绍，如满小欧、易谨等。六是社会工作干预研究的范式，基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对特定儿童群体进行儿童福利服务递送研究，如彭华民、邓锁等。
四、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政策话语体系特点
（一）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政策话语主体多元
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事业分属多个部门，不同部门的话语表达各不相同。总体上，“儿童福利”主要是民政部门的话语表达，“儿童发展”在多个部门的话语表达和工作理念中均有所体现，是更为核心的话语。可以理解为由于政策主体较多，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作为协调议事机构，用“儿童发展”的话语试图将不同的话语表达进行整合（见表1）。
（二）不同部门不同话语表达形式开始交融吸收
虽然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主管部门多元且话语表达方式各异，但近年来，不同部门之间话语沟通逐渐增多。首先，2011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首次加入“儿童与福利”一节，民政领域的“儿童福利”话语进入了以“儿童发展”为主要话语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系统。其次，以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标志，民政部为牵头单位，26个政府部门和单位共同参与到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保护的话语讨论和实践中。随后，2019年民政部牵头12个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民政部牵头10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2021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36个政府部门和单位作为成员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和儿童保护的政策、实践话语讨论中。这些发文情况和工作机制均表明，不同的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政策话语表达已开始交融吸收，并达成一定共识。
（三）新时代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政策话语的新发展
对2010年以来的政策文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政策话语越来越丰富，出现很多新话语，如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困境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性侵犯、校园欺凌、强制报告、剥夺监护权、儿童主任和儿童督导员等。在政策话语内容上，呈现如下六个特点：凸显儿童福利和儿童权利的价值理念；确立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模式的政策取向；扩大儿童福利政策对象范围，重点关注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填补儿童保护政策漏洞或空白，聚焦监护和安全问题；丰富和制度化儿童福利政策内容；创新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工作机制。
五、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中的知识与权力
（一）知识
“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模式”“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三个重要知识之外，刘继同提出的“2010年是我国儿童福利元年”的命题也得到广泛引用。一些学者积极引用西方社会福利、社会工作、法学的概念及理论对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进行理论建构，如学者对“国家亲权”“儿童福利权”等概念的讨论，借用东亚福利模式、发展型社会政策、资产建设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福利多元理论对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进行实证研究与干预研究。这些探索使得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的基础理论具有一定积累，但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思想的挖掘、理念的探讨尚有相当不足。
“实用主义”取向是本领域知识生产活动的一大特点。对概念进行操作化定义是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的一项主要知识生产活动， “困境儿童”“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概念的界定和在此基础上的数量摸排，是为了识别和确定工作对象，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取向，但更深入的理念层面的思考是缺乏的。最核心的知识——“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作为一个政策概念，其内涵并不明确，这是社会福利学术领域中“普惠型福利”的折中和“中国智慧”，如何理解、执行，会给不同主体提供自我阐释合理性的空间。
“隐性家庭主义”是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领域知识生产的另一取向。对“困境儿童”概念的知识考古发现，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知识生产过程经历了家庭视角的“缺失—引入—独立—整合”的过程。但在“适度普惠”理念下，政策文件对“留守儿童”的界定体现了政府对家庭支持的“选择性”：“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才能作为留守儿童获得关注和支持。而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有监护能力的儿童很可能被忽视而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然而，实证研究发现，在单亲留守尤其是母亲外出打工的情况下，与父亲单独生活的留守儿童福利水平较双亲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低。这说明，未被选择的儿童和家庭可能更需要政策支持。这种“选择性”背后的理念假设正是莱特纳（Sigrid Leitner）归纳的“隐性家庭主义”，即国家不提供政策去强化家庭功能，家庭承担主要照顾责任，家庭外其他主体欠缺。
（二）权力关系
福柯话语理论中的“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非强制性，能潜在影响他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和“权威”相近。为了与暴力关系的强制性权力区分，本文以“政治权力”解释强制性权力，政治权力也会形成力量关系，影响他人行为。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解释，权威有三种形式：魅力型，权威来源于个人魅力；传统型，权威来自于传统和不可变更的习惯；法理型，权威来自“官僚制”的法理程序和规则。下文将以此为框架分析学术话语体系和政策话语体系中的权力关系。
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权力关系。按照本研究的检索逻辑，27位学者是当前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学术话语体系的知识生产中心，他们的研究方向、成果对他人、政策可能产生影响。通过对27位学者的个人简历、研究成果以及上述三个典型概念的生产过程的梳理发现，学术话语权力中心有3位：刘继同、尚晓援、彭华民，他们都是国内较早从事儿童福利研究的学者，基于惯习，首先会产生传统型权威。刘继同是中国儿童福利研究的拓荒者，他提出或阐释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概念和命题，处在知识生产的中心位置，长期的研究积累形成一种传统型“权力关系”；尚晓援2006年受民政部委托对全国孤儿进行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得到当时中国最高决策人的批示，为在中国建立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也影响了2010年中国孤儿津贴制度的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官方认可，获得部分法理型权力关系；彭华民从社会福利理论研究进入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研究，在该领域学术话语体系研究中是学生数量最多的一位学者，追随者众多，且她的研究范式多被学生借鉴参考，获得部分魅力型权力关系（见表2）。
政策话语体系中的权力关系。民政部和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是政策话语体系的两大权力中心。随着2019年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成立，中国最高级别儿童福利行政管理部门设在民政部，这种政治权力的授权将民政部推向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政策话语的权力中心。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作为议事协调机构，具体负责国家层面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编制与督查，每10年一个周期，已出台4个纲要，形成惯例，这会授予其传统型权力关系（见表3）。
（三）权力与知识的互相生产
按照福柯的理论，权力和话语是可以互相生产的。一方面，权力关系引导知识生产。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发展中，总体上是政策话语引领学术话语。如“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模式”的概念，最早是由民政部提出的，其生产的政策话语引领学术界不断分析此概念的内涵，生产相关话语。“留守儿童”概念更是深刻体现了权力关系对知识生产的影响。教育部、全国妇联、民政部先后参与“留守儿童”概念界定，最初由学者生产出来的“留守儿童”概念，反映的是教育部基础教育的需求；随后全国妇联委托学者进行“留守儿童测算”，也体现了权力对知识生产活动的引导；2016年经过“三定方案”，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行政管理职责被授权给民政部，民政部生产的“留守儿童”概念及相关知识成为最权威的话语。
另一方面，知识生产同时也建构新的权力关系。在学术话语体系中，学者的研究积累、学科背景赋予他们在特定领域的优势，成为知识生产的权力中心。例如，段成荣等在人口学知识方面的优势使其在“留守儿童”概念的知识生产中占据权力中心，其研究结论被广泛引用。相比而言，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学者的知识背景以社会政策、社会工作为主，未深入参与留守儿童概念的知识生产。在政策话语体系中，民政部依据“留守儿童”最新官方界定摸排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这一知识生产活动强化了其留守儿童事务的解释权、管理权和优先实践权。在学术话语体系和政策话语体系之间，处于知识生产中心的学者由于相关领域的研究积累，多数已被吸纳进入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专家智库，发挥重要的咨政功能，为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政策制定及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这些意味着学术话语将对政策话语产生积极影响。
六、构建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话语体系的建议
为推进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事业发展与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发力：一是以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成立为契机，引导形成稳定的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政策、实务与智库队伍，促进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良性互动；二是加强基础理论的建构，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思想，鉴于“隐性家庭主义”是中国目前儿童福利领域的政策取向，对家庭的研究是一个增长点，东亚福利模式及理论框架具有参考价值；三是实证研究需要有更多突破，从理论到理论难以生产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迫切需要从中国社会现实和实践出发，自下而上通过科学方法（如扎根理论、循证研究）生产提炼核心概念；四是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应关注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干预实践及研究，这是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学科基础，亟需加快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学科建设，培养更多的本土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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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此文发表于《河北学刊》2023年第2期第172-179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学刊》杂志。
